围绕产学研的单向输送
由于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学科和各地实际需求非常紧密，学者从政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在职的教授借调到相关部门工作的情况并不罕见。
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规划领域，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1980年代后期中国开启城市化进程，专业规划背景的官员也渐被青睐。同济大学等专业院校也是在这一时期为政界输送大批专业型人才。
上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学者汤宇卿对本报记者介绍，该学院最早的是1980年代到山东泰安市挂职副市长的教授王仲鼓。
“这种挂职的方式也不需要全天候工作，只需要每周去1次，参加相关规划会议讨论，制订一些方案。”汤宇卿说。
在挂职之后，其中一批学者返回学校继续教书，而另一批学者就正式
转入行政岗位，担任规划领域的官员。
据汤介绍，原因是一方面是希望吸纳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他们与学界结合，进行具体课题的研究，因此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这类课题项目相当的多。
本报记者查询发现，胡俊从政后发表了一批以静安区城市开发建设、上海市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等主题的学术论文，专业职称为国家注册规划师，高级策划师。
此外，本报记者查询得知，胡俊在工作期间，先后主持完成《静安南京西路国际级商业商务街区综合开发规划》、《崇明岛域总体规划》以及《上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等重大规划工作。
2004年刚刚上任不久后的胡俊就与母校同济大学合作成立崇明生态岛研究中心宣告成立，成为上海首家致力于崇明生态岛建设重大科技问题研究的机构。
其中，崇明岛域总体规划还曾获得2005年度AIA国际规划大奖。
汤宇卿介绍，规划机关吸引学者进入行政系统的又一动因也在此，可以利用学界的学术资源，直接为规划工作服务，实现产学研的结合。
除了直接输送官员，同济大学还建有专门的“建设部同济大学城建干部培训中心”。2009年，该中心与郑州市规划局、郑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就共同组织了“郑州市城市规划系统专业培训班”。
学者从政的回流与焦虑
自从部分学者型官员在上海社保案中出事后，一些高校学者在是否调入行政系统的问题上就多了几分犹豫，部分学界人士开始思考学者从政的种种难题。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就有学者表示由于这些部门实权较大，往往诱惑也较大，学者型官员尽管有专业的优势，但在处理人际关系以及职位竞争上往往并不占优势。
“现在调去政府则要事前想想值不值得，在高校里也挺好的，收入绝对够生活了，去了政府就身不由己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对本报记者表示。
“如同大学里院长以上竞争就非常激烈，更何况在政府系统里面”，这位学者说，“从内心角度来说，高校更为宁静”。
本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从政府体系回到高校的现象也并不罕见，比如上海某高校的一位副校长就从2003年开始就一直在上海城建、规土系统任主要领导，但2009年就回到了其原先工作的高校。
对于不少高校教授而言，做了十几年的教学，生活模式已经日趋固化，对于复杂的官场系统颇有疑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昕就曾经对学者从政的困境和误区进行研究，他认为学者从政对于改善政府领导层的专业结构，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具有重要作用。
他认为，在控制性政府逐渐让位于服务性政府的过程中，决策的专业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也要求政府决策者具有更高的专业和知识背景要求。
但刘昕也发现，学术研究和政府行政管理两类职业的差异性较大，前者强调“批判性”和“创新性”，后者却相对“程序性”和“事务性”。
学者汤宇卿则认为，贪腐本身与学者型官员的特质并没有正相关关系，“技术性官员出问题的概率和非专业出身的官员落马概率其实是一样的，还是个人因素居多。”
经历了胡俊的落马，在上海市规土局现任副局长、总工程师中，只剩一位总工程师有同济大学的讲师工作经历。其他官员虽然有一些学历，但主要经历仍在政府体系内。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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