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武昌发脾气:谁反对改革开放.就让谁下台

　　江泽民的反应

　　邓小平于1月31日到达上海，在那里休息了三周，与在特区时相比，他迈着更加从容的步伐视察了浦东的开发，审阅了他在深圳和珠海讲话的文稿。他还去游览了刚完工的浦东大桥以及杨浦大桥的建设工地。他再次做了“自我批评”，说过去没有把上海建成特区是一个错误，但是他提出，上海现在起步可以利用它作为后来者的优势，从广东的经验中学习，能够把事情办得更好。

　　同时，由给华国锋和胡耀邦做过秘书的郑必坚牵头的一个写作班子，写出一个对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的讲话做了系统总结的稿子。他们先是拿到广东干部准备的一份2万到3万字的邓小平南行讲话纪要，和邓小平一起做了数次修改后，把它浓缩为一个7000字的报告。与邓小平在行程中的生动讲话相比，这个报告更系统，看上去更像官方文件，它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前完成。

　　邓小平在上海停留期间，陈云也住在上海，但邓小平没有安排与他见面。

　　当邓小平踏上回京的列车时，他有理由希望自己的南行达到了目的。确实，从2月20日邓小平离沪回京到3月6日，《深圳特区报》大胆发表了8篇详细报道邓小平南行的系列文章。

　　2月中旬，邓小平回京前几天，江泽民已经在公开说，他拥护邓小平进一步改革的呼吁。

　　郑必坚整理出的邓小平特区讲话概要完成后，中央政治局批准把稿子发给了最高层干部。与邓小平的即兴讲话相比，整理后的讲话稿已不那么咄咄逼人，但意思毫不含糊。当党内领导层开始意识到群众对邓小平南行的关注和读过报告后，他们认识到邓小平尽管已经年迈，但他在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上海、广东等地的领导人希望加快市场开放，对其结果变得更加乐观。即使没有邓小平的南行，外国制裁的逐渐取消和政府在降低通胀压力上取得的成功，也会使中国的领导层提高发展目标。但是邓小平的南行，使变化来得更早、以更快的步伐持续下去。

　　全国性的媒体仍迟迟没有宣传邓小平的南行和讲话内容。2月20日，邓小平回京的前一天，《当代思潮》发表文章称，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左”，而是来自右。“信奉自由主义执迷不悟的人，正是打着反‘左’的幌子，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如不加以反击，结果必然是各种反共思想的大泛滥。”

　　然而潮流已变。中央开始让民众做好准备，他们要响应邓小平加快发展的呼吁。2月21日，即邓小平回京当天，《人民日报》刊发了根据郑必坚整理的讲话稿撰写的社论，题为“更大胆地进行改革”，社论仍然未提已被香港媒体大肆报道了一个月的邓小平南行。但是一个月后的2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根据邓小平一周前的讲话写成的中央二号文件，在更多的干部中传阅。文件的标题是“关于传达和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

　　在3月9日至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全部15名政治局委员讨论二号文件时，一致肯定了邓小平南行讲话中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观点，同意把它作为将在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后来也同意将二号文件作为《邓小平文选》的最后一篇文章。熟悉邓小平言行的人，不会对他的劝说的基本思想感到意外：更大胆地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

　　3月的政治局会议之后，邓小平南行讲话的要点就成了官方政策的指导路线。3月11日，政治局会议后的第二天，也是邓小平开始南行两个月以后，新华社终于报道了邓小平南行的新闻，并在相关社论中宣布要更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但是直到3月31日，《人民日报》才终于刊登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详细报道。

　　气氛的变化

　　在3月20日全国人大的年度会议上，人大代表中间的政治气氛大体反映着邓小平南行带来的干劲。

　　知识分子和军队干部利用已经变化的气氛，在各自单位向“左”的思想发起了进攻。杨白冰在3月23日宣布，军队要捍卫改革，服务于改革，这是在明确警告那些拖后腿的人。

　　5月底，党中央印发了旨在贯彻邓小平政策的四号文件。文件宣布开放长江沿岸的5个内陆城市和9个边境城市，并宣布30个省会城市一律享有和经济特区同样的特殊政策。

　　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毕业班上发表讲话。在这篇讲话——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讲话的重要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中，他全面说明了贯彻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需要做些什么，总结了邓小平自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的贡献。江泽民说，要加快改革步伐，把增长目标提高到9%至10%(当时五年计划的正式目标是6%)。江泽民说，要大胆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没有必要讨论改革姓“资”还是姓“社”。江泽民把这些想法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6月12日，在做了这次重要讲话3天以后，江泽民这位抱着希望的晚辈领导人去问邓小平，是否同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邓小平说他喜欢江泽民的讲话，又说，“其实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让江泽民把中央党校的讲话在内部传阅，如果反响好的话，可以作为十四大的主题。反响果然不错。

　　陈云1992年初为过冬在上海住了数月，他看到浦东的进步，与负责开发浦东的上海干部进行了交谈。4月26日他回京的前一天，听过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的汇报后，他不但赞成他们搞活上海的努力，而且让他们胆子更大一些。

　　大约3个月后的7月21日，陈云在纪念一个月前去世的李先念的文章中说，他和李先念从未去过特区，但是他们都认为这种试验是必要的，“我们要从特区的经验中学习，把它们办成功。”他说，他对深圳的现代建筑、它使出口增长高于进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印象深刻。他还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变得规模更大，比过去更复杂，很多过去有效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新的形势要求我们不断进行学习探索，解决新问题。”陈云在他的一生即将结束时，承认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新时期。

　　到夏天时，邓小平可以把精力用于今后几十年国家将面对的另一些问题了。7月24日，看了为即将召开的十四大准备的文件草稿后，邓小平提出了几个有待思考的问题：农村体制;他本人在中国的发展中的作用;统治制度;国家安全问题。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