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兼容并蓄的蔡元培是1927年屠杀中共的主谋?

　　众人4月2日花了将近一天时间与汪精卫座谈，纷纷告以武汉近来之作为，特别以共产党控制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随时可能学武汉以武力收回英租界，引起列强干涉为虑。但十分明显，由于并未形成确定的意见，故无论是蒋，还是吴稚晖等，当日都未将正在讨论中的“清党”意向告知汪精卫。故汪对众人所言并不以为意，他只是主张约请武汉诸人来宁，以会议方式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说本日监察委员们正式开会并通过了弹劾共产党人案，正式议决清党，亦大可怀疑。一般史书所据“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会议纪录”，亦存在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相似的问题。因此一时期监察委员会议录均为议事录，向无速记录，却惟独此一记录有吴稚晖个人发言的完整速记，显不合逻辑。且党史馆所藏“原档”(档案号2～6.1/6)与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9～134页收录之“原件”，还是两个不同的版本。除开始程序及吴稚晖主发言内容大体一致外，其他内容之文字，包括会议的后半议程，都不相同，几乎看不出是同一次会议。此亦足以见其为补造之物。关于4月2日可能并未召开过正式监察委员会会议并通过了清党决议的理由，还可参见当事人之一黄绍竑的说法(《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443～450页)，以及雷德华(朱华)的相关考证(雷德华：《国民党中监委会全体紧急会议记录是赝品》，《档案与历史》;朱华《再谈四一二政变前国民党中临会会议记录的真伪》，《档案与史学》1991年第4期)。

　　如能将武汉国民党人约来南京，事情自然也就有了转机。3日当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济深和蔡元培等商谈，就连态度激烈的吴稚晖也转趋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希望汪出面能请动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前来南京共商妥协之策。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即有记述称：今天“稚老甚愤激，谈言甚多，然其结果，乃欲与共党暂时妥协，惟请在武汉中央委员回南京来耳”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3日条。。可以想见，蒋内心虽并不十分看好这一设想，但总算是一种解决办法。故蒋亦匆匆发表通电，声明：“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蒋介石：《与汪精卫会晤后通电》(1927年4月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辑，中华书局，1964年未刊稿，第209页。

　　然而，4日一早，不知何处得来消息，说武汉方面已免了蒋介石总司令职。汪精卫对此也有过说明，说是“有一天谣传中央免了蒋介石同志的职。问他们这个消息是从什么得来的，他们说是从中国银行得来的”。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11日)，前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36页。包括蒋介石在内，众人一早便又来到汪精卫住处。这回大家均相当愤怒，痛斥鲍罗廷及共产党。在众人的推举下，吴稚晖“始言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之弹劾案”。且说明，依此方案，对共产党人“必将采断然之处置”。至于对武汉方面，因此一行动必须严格保密，“故只系通知而非商榷”。

　　没想到，汪精卫原本就认为上海众人的种种怀疑太过离奇，听到吴等不仅准备全面破裂，而且打算动用军队和警察拘禁共产党人，当即“怫然”。对此，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在一旁转圜，并提出：“如精卫有良策，不妨共商。”汪精卫明白提出三点：“(一)若此时同人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之情形急迫，且亟谋破毁租界，则彼可负责告独秀使其制止;(二)武汉此时如有摇动军政之命令，可以不受;(三)各地共产党及工人队如有反动情形，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上海众人这时用以指责武汉方面及共产党人，且倍感焦虑和担心者，实不过此三方面问题而已。汪精卫的办法在不公开破裂与武汉及共产党关系的同时，给予了蒋等极大的临机处置之权，众人一时自无话可说，最后“众乃决定暂照此条件进行”。《邵元冲日记》，第315～316页。不过，从蒋介石当天对上海驻军黄埔生训话的情形可以了解，其心态当天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蒋介石一反以往讲演中极力强调武汉方面的指责纯属诬陷的方法，第一次开始公开扬言：“一切自有监察委员审察处理”，只要监察委员认定武汉中央的决定违反主义党纲，就可以宣告其无效。参见蒋介石《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演讲词》，1927年3月7日;《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体同志书》(1927年3月12日);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同学训话》(1927年4月4日)。以上分别见《蒋介石言论集》第四辑，第160～165，170～174，211～212页。 在蒋介石等人于午后一时离开后，汪精卫马上就找到陈独秀，向其说明蒋介石等人的严重担心。中共这时因早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陈独秀自然表示绝无其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3月28日即决定向上海的中共中央去电，要求中共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且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及其长官发生冲突。31日又做出进一步决定，即使蒋介石发动政变，工人也不得公开与之作战，而应将武器藏起来。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柏林自由大学、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4)，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167～169页。结果，汪、陈联名起草了一个联合声明，陈独秀代表共产党宣布：赞同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的政策，亦赞同以阶级合作政策组建上海市政府;汪精卫则代表国民党宣告：所谓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云云，均系谣言。《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593～594页。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当天送报，次日一早即刊出。蒋介石、吴稚晖、李济深、李宗仁等见报后大哗，又一并对汪提出指责。吴稚晖尤为激烈，他斥责汪在宣言中使用“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字眼儿，声言：“‘联共’二字，本不见条文，我们国民党之条文上，止有容纳共产党员入国民党而已。”依照总理遗训，“止有老实不客气说，治理中国止有国民党，没有联了共产党来共治的可能。”如果共产党坚持共治，甚或想要独治，威胁到国民党的目标，国民党自不得不予以“相当之制止”。《昨日国民党员会议席上之重要谈话》(1927年4月6日)，1927年4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一张第三版。

　　据蒋介石日记和汪精卫自己回忆，此次会面中，吴稚晖激愤之中，时有辱骂之辞，令汪相当气闷。见前引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5日条。十分明显，汪在上海本来就倍感压迫，又受到此番刺激，也难怪会于次日不告而别，就转去武汉。

　　鉴于汪精卫行前有信给张静江，仍强调惟有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实无出路，故他决心赴汉争取武汉多数同志之同意云云，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19页。邵元冲等均以为此前的计划已经搁浅。因为相信蒋介石“关于党务事犹有所犹豫”，故汪离沪次日，邵元冲即亦心灰意懒地“与孑民、湘芹、稚晖、石曾、梦麟、夷初等共同迁出外间”，离开了蒋介石在丰林桥的总部行营所在。《邵元冲日记》，第316页。他们不了解的是，汪精卫跑去武汉，蒋介石其实备受刺激。因蒋声明拥汪，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汪精卫必须留在宁沪，在众人的包围之下。以他的经验，汪只要去了武汉，一定会站到武汉方面的立场上去。蒋也曾明确地向汪精卫表示过自己的这种担心。不料，汪最后还是一走了之。故蒋会有“连日欢谈始知其为伪”的强烈感慨。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6日条。而随着汪精卫悄然离开，蒋介石深恐汪以其政治的号召力影响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党员，故不能不先发制人，破釜沉舟，公开将汪提出的三条改为四条，公诸于报端。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发表与汪兆铭重要谈话之点，使彼不得藉以造谣”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7日条。

　　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上，出现了一则《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的报道。宣称：“连日国民党要人在上海莫利爱路孙总理遗宅及总司令，因党事纠纷开重要谈话会。与会者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蔡孑民、古应芬、李石曾、吴稚晖等十余人，讨论近日国民党被人把持情形。所有汉口之命令，上海及各地之行动，均极颠倒离奇，各有建议。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张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以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一)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8日第一张第三版。

　　有了这一名义，蒋介石也就自然可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蒋下一步行动想如何做?四条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这就是：第一，共产党员停止一切活动;第二，不受迁鄂后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的各项命令;第三，各党政军负责人有权取缔和制裁捣乱分子;第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除归总司令部指挥者外，一律取缔。

　　国民党之所谓“清党”，即由此而逐渐展开。(文章系作者原稿，与2010年8月重印的公开出版物上的文字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