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之前，丁晓平就因著作《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解谜〈毛泽东自传〉》和编校《毛泽东自传》等图书，在读者群中颇有影响。他的这些经历，也对写作此书，奠基了有利的基础。“我是一名编辑，因为工作原因和兴趣，自2001年开始进行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生平的研究，并进行重大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采访创作，尽管有些收获，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但我不是党史专家，我只是做了一点自己喜欢做也值得去做的事情。”丁晓平的研究大多出自兴趣，或许正是因为没有专业身份的束缚，也没有学术界的条条框框，反而更利于他的创作。“十年前，当我看到王明197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遗著《中共五十年》时，很是震惊。”在《中共五十年》中，王明任意曲解历史、颠倒是非，骇人听闻地指出1943年发生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所谓“王明中毒事件”，是中共中央、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使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和主治医生金茂岳“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这本书自1975年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以来，被许多境外出版物引用，成为敌视中国及丑化歪曲中国共产党和诋毁污蔑毛泽东的新闻噱头。“这本书在境外出版后，西方的一些人就大量地进行引用，至今仍一边倒地在出版物中复制、贩卖和炒作。”
由于史料的缺乏，一些党史研究的专业机构和专家们多年来找不出足够的证据来驳斥王明的荒谬言论和境外以讹传讹的谣言。“当年的护病记录和专家会诊讨论等病历都被王明带到了苏联，另一部分的会诊医疗诊断和审查记录则被延安整风时期负责调查此事的康生秘藏后流落民间。”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四年前。当时因丁晓平编校《毛泽东自传》和著述《解谜〈毛泽东自传〉》，在收藏界掀起了一股红色收藏热。“一些红色藏品的收藏家辗转联系到我，希望我能为他们手中的藏品进行鉴定或做点宣传。”赵景忠就通过国家图书馆善本馆的研究员黄霞找到了丁晓平，丁晓平在他的手中看到了这些难得的文献史料。
据丁晓平介绍，赵景忠收藏的这些史料是从一位名叫黄楚三的老人手中购得。黄楚三曾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参加过红军长征。国共合作时期，黄楚三离开延安到南方工作，之后因种种原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上世纪80年代，黄楚三辗转认识了康生的妻子曹轶欧。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康生自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就没有将这批文献上交中共中央，而是藏于自己手中。“或许是出于当时的政治原因，曹轶欧就将这批文献转手给黄楚三，致使这批尘封70年的珍贵史料至今还流落在民间。”而以卖旧书谋生的赵景忠在和黄楚三结识之后，感觉特别投缘，成为莫逆之交。黄去世后，这些资料又到了赵的手中。但丁晓平谨慎地表示：“上述情况都是收藏者口述的，是否准确现在已无法考证。”
这些资料一共14份，包括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参与的《委员会记录》、《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撰写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经过情形的报告》和主管医生金茂岳写给康生并转中央领导的一封信，以及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等医学记录。丁晓平见到这些资料，并认真阅读研究后，大喜过望。“从里面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这些文献资料完全是真实的，而非伪造的。”丁晓平介绍，这些资料涉及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高层、中央医院、延安医疗医药状况等情况，还涉及大量医疗术语，“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人的发言、态度都不同，这都是难以作伪的”。从一处处小细节上，丁晓平断定了这份资料的真实性。
2009年，丁晓平的研究成果《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刊登在《党史博览》第12期上。文章刊登之后，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郭德宏找到了丁晓平。郭德宏是研究王明的专家，很多史料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见面中，鉴于对此事的深入思考，丁晓平提出要写作一部《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专著，得到了郭德宏的大力支持。郭德宏还将前些年王明之子王丹之赠给他的王明夫妇保存的有关“王明中毒事件”的史料贡献出来，希望丁晓平能在此事的研究上有新的突破。“郭教授提供的这6份史料和此前我发现的14份史料结合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向我们揭示了当年王明中毒事件的真相。”
为了反驳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的歪曲污蔑之词，中央档案馆曾于上世纪80年代派工作人员访问过金茂岳和黄树则，并在《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上刊登了《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这是党史研究部门对于“王明中毒事件”所做的唯一记录，此外再也没有其他第一手资料了。当年王明住院期间的主管医生金茂岳的女儿金星也联系到了丁晓平。“金星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对‘中毒事件’真相的追查，看到我的文章后，她跟我说她的心中就像是‘有一枚炸弹突然引爆了一样’。”当年王明在延安闹出所谓的“中毒事件”之后，金茂岳即被中央社会部关押，几十年来的冤屈一直没有洗清。为了洗清父亲的冤屈，金星也一直在寻找证据，当她在丁晓平手中看到这些史料后，终于看到父亲是清白的。随后，在她的介绍帮助下，丁晓平又采访到了原延安中央医院护理部主任郁彬、曾任王明特护的原中央医院护士李坚，以及公安部原副部长、延安整风时期曾参与审查金茂岳的凌云等多位当事人和见证者，完成了证人证言的调查工作。“经过我们多方走访，加之当年的文献资料，我们终于可以完整地还原历史的真实。”
一系列变动标志着毛泽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定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标志着王明正式从中共中央高层位置上跌落下来；躺在杨家岭窑洞中的王明不甘寂寞，一手炮制出“中毒事件”，指认中共中央有人通过金茂岳要害他；王明孟庆树夫妇所谓的“中毒事件”根本是子虚乌有，他将一起简单的医疗事件扩大为政治事件
丁晓平介绍，“王明中毒事件”是王明在20世纪40年代中共党内高层在批判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时，大权旁落，内心失落，所炮制的一起莫须有的政治事件。
1943年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书记由七人缩减为三人，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这一系列变动标志着毛泽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定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标志着王明正式从中共中央高层位置上跌落下来。“这对王明打击十分大。”当时，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中共中央要用1943年4月3日至1944年4月3日整整一年的时间，在组织上进行清党。审干工作在康生的一手操纵下，大搞“逼供信”，一下子扩大化为“抢救运动”，延安满城风雨，人人自危。躺在杨家岭窑洞中的王明不甘寂寞，借机一手炮制出“中毒事件”，指认中共中央有人通过金茂岳要害他。“王明生病住院的事情发生在1941年至1942年间，他在1943年提出‘中毒’和蓄意谋害的谣言，本身就是十分可笑的。”因此，当时的生病住院现场和病历都已经不存在，再次会诊也只能依据当年的病历进行，是属于回顾性的病历讨论。“而当时正处于‘抢救运动’高潮，工作上确实出现了偏差，中央医院也抓出许多这种‘特务’。
如果从科学角度来审视“汞中毒”这件事情，丁晓平介绍，依据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和水平，根本无法判断是否是“汞中毒”。据有关专家说，时至今日“北京也只有少数几家医院能确诊汞中毒”。而在会诊中，王明的尿检中也仅仅只有两次检查到有汞排出。“但尿里有汞，并不能证明就是汞中毒”。特别是在1943年8月《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的扉页上写有两点声明，说明王明的病在“边区的现有条件下，只能做了些理学的部分化学的检查，诊断多凭藉临床，故暂作临时诊断。”“因为检查小便的结果，在血液化验中，有两次发现有汞，至于现在体内有汞多少，使汞如何迅速排出，尚未研究出来。我们对于慢性汞中毒，全都没有经验，在医学书籍上(延安现有医学者)也没有很具体很详细的说明。”
根据资料，丁晓平详细介绍了王明住院治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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