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留下指纹”
其实那段日子，“王学礼”的烦心事都堆到了一起。
妻子背着他跟别人约会，他心知肚明，但却不能发作，这个家庭还不敢贸然破裂。岳父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了，大声叫嚷要回东北老家，好多次都把小区保安给惊动了。
但这些，都不如“王华炎”突如其来的电话让他心悸，这破坏了他们的约定。在电话里，“王学礼”和“王学国”都称“王华炎”为“二哥”。
“二哥”说，《新闻联播》报道称从2012年1月1日开始，中国公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将增加指纹信息。“二哥”叮嘱他们一定要保存好身份证，同时再去公安局补办一张身份证，以防丢失之虞。
“千万不能留下指纹！”他反复强调。
他们的麻烦要从一条堵塞的下水道说起。
“王学礼”、“马海燕”、“王学国”、“王华炎”其实不是他们的本名。十年前，他们还叫杨树彬、戢红杰、张玉良、吴宏业。
杨树彬幼年丧父，自小顽劣，初中毕业后，到东安发动机制造公司上班，与社会上“混混”过从甚密，好打架斗殴。因为高大魁梧，脸如满月，肖似香港影星周润发，外界称之为“发哥”。
在东安发动机制造公司上班时，杨树彬结识了同样不安分守己的吴宏业，后者年长其6岁，初中毕业后子承父业。吴宏业曾在哈尔滨结婚生子，但他10多年来一直没跟家人联系。
张玉良是杨树彬小学同学，从小成绩良好，一直担任班干部，大学毕业后分配的单位效益不好，他下海经商，一直亏钱，与妻子的关系破裂。因母亲改嫁，他与家人几无来往。
就在张玉良穷困潦倒之际，杨树彬和吴宏业拉他合伙做生意，三人南下深圳，在那里遇到了戢红杰。现年30岁的戢红杰户籍地为吉林省舒兰市。她从小母亲去世，生活比较凄苦。十六七岁时，就到深圳等地以异性陪侍谋生，此后亦很少回家。
2002年9月11日，晌午，吉林市船营区一栋居民楼的下水道莫名拥堵，还源源不断地涌出油腻腻的“肉馅”，气味让人作呕，不安的住户报警。杨树彬、张玉良、吴宏业和戢红杰就住在楼顶的出租屋。
当年的目击者回忆称，经过楼道时遇到相识的邻居，张玉良还故作轻松地打了个招呼，他和杨树彬两个人听了一会众人议论，并一起分析下水道里涌出的是什么肉。
吉林警方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取样鉴定，证实这些“肉馅”系两名被肢解的女性。他们迅速封锁楼道，待追踪到楼顶出租房时，杨树彬、张玉良、吴宏业和戢红杰已经不见踪迹。出租屋里还有两具没有处理完的尸体，现场留下了指纹。
经过进一步调查，杨树彬、张玉良、吴宏业和戢红杰等人涉嫌绑架两名陪侍女性，抢得16万元后将她们肢解，丢弃的碎尸堵塞了下水道，命案遂东窗事发。
吉林警方先后七次成立专案组意欲破案，公安部也下发通缉令，但四名犯罪嫌疑人却如石沉大海。
杨树彬后来回忆说，被公安部通缉后，他感知风声甚紧，开始找人运作，将四人及亲属共十二人通过改名换姓，先从山西和河南“漂白”身份，再在包头买房落户，做起生意。
三个男人以堂兄弟的关系示外，互相约定：“私下不见面，不联系，不沟通。”只有每年春节时，杨树彬才会把大家召集到家里一起吃顿饭。
不仅仅是忌惮指纹，后来杨树彬说，十年来，他们不使用信用卡，不乘坐飞机，不住酒店，绝不在公开场合留下任何身份信息。他们原以为如此小心甚微，隐匿的生活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但是杨树彬没有想到他还有一个当警察的小学同学，更没有想到20年后对方还记得他。
漫长的潜逃之旅走到了尽头。
病历上的名字
数千里外，哈尔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第七大队大队长许建国也没有想到机遇从天而降，自己有一天会惊动公安部。
去年6月中旬的一天，他打开办公电脑，进入公安部的网络作战平台浏览，在不经意之间看到了杨树彬等四名犯罪嫌疑人的通缉令。大约一个月前，公安部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决定，从即日起至2011年12月15日，全国公安机关将开展为期约7个月的网上追逃专项督察“清网行动”，以“全国追逃、全警追逃”的力度缉捕在逃的各类犯罪嫌疑人。
许多年来，许建国总是与那些拦路抢劫和入室盗窃的“毛贼”打交道，不过内心深处却渴望侦破大案要案，通常这都是刑警的“专利”。他仔细端详杨树彬的照片，感觉似曾相识，眉宇之间酷似少时玩伴“武和尚”。他们从小学毕业之后就没有联系。那些年大家都互称绰号，自后经年天各一方，反倒忘了彼此真实姓名。
许建国从其他朋友处证实：“武和尚”就是杨树彬。小时候，杨树彬曾赴山西五台山学艺，习得一身功夫，故有“武和尚”之名。他惊愕不已，决定亲手抓捕“发小”。
虽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2011年8月1日，许建国还是成立了一个“9・11”专案组。三个月前，美国官方证实，“9・11”袭击事件10年后，“世界上最大的通缉犯”本・拉登死亡。许建国借此勉励同事，天网恢恢，杨树彬也终将难逃。
在同事眼里，许建国“胖乎乎的，给人的印象永远是笑容满面，憨态可掬”。他曾在汶川抗震救灾中荣立二等功，新疆维稳再立二等功，奥运安保获得嘉奖，是一个功勋卓著的警察。
但那些过往案件和现在这桩相比，不过是飓风到来之前的风吹草动。
许建国分析，杨树彬、吴宏业及张玉良都是哈尔滨市常住人口，在这个城市生活多年，肯定留下了大量社会关系和行动轨迹。
在走访了平房区100多户人家及50多家单位之后，警方发现杨树彬的母亲及弟弟在2006年突然搬走了，亲友都不知道他们的去处。而戢红杰在吉林老家的父亲和弟弟也同期“失踪”，再无信息。
这在以往案件中是很少见的。许建国认为，如果杨树彬和戢红杰携带全家出逃，那么他们的目标就会过大，给侦查带来的机会也就增加了。
人海战术发挥了作用。对杨树彬的社会关系再次进行精心梳理后，警方从杨家的一位远亲处知悉，杨树彬的弟弟杨树凯前些年曾一人返回哈尔滨治病，他去探望时，无意中发现杨树凯病历卡上的名字叫“王×凯”。警方在该医院果然查到了一个叫“王学凯”的病人，但挂号单上登记的地址是假的，线索中断。
哥哥是通缉犯，弟弟却举家搬迁，隐姓埋名，这中间有何蹊跷？杨树凯变成了“王学凯”，那么杨树彬呢？许建国推断，4名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很可能均已改名换姓，远走他乡。
这是事情的转折点。“9・11”专案组以使用普通话及生活习惯为依据，在淮河以北，圈定吉林、辽宁、山东、河北、北京、黑龙江等省市的一二线城市，一场大规模的网络搜索开始了。为了防止杨树彬等人在年龄上做手脚，他们把年龄上下放宽5岁，然后在数百万的人口信息库中筛查。
5天过后，筛查完毕，没有找到“王学凯”的信息。许建国不肯放弃，又提出把筛选对象年龄上下放宽6岁，再次筛查。就在翻到人口信息库中倒数第二张照片时，他们觉得有些面熟，几个人挤在一起，反复核对，正是改名为“王学凯”的杨树凯。
打开“王学凯”的全户信息，他母亲名叫刘凤云，这正是杨树彬母亲的名字。她虽然还在使用真实姓名，但出生年月日从1945年4月11日改为1948年9月6日。
后来杨树彬说，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他不敢为她改名，“怕她犯病，叫不上自己名字，引起别人怀疑。”
“王学凯”及刘凤云新的户籍所在地为包头市。许建国根据杨树凯改名叫“王学凯”的特点，在内蒙古放宽年龄段搜索名叫“王学×”的人。经过对户籍信息的搜索，最后锁定了“王学礼”，他们欣喜万分，尽管此人出生年月日已从1970年4月18日改为197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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