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读书文摘》2004年第06期，作者：逄先知等，原题：《毛泽东同志在反右前夕的一次谈话记录》
[按：1957年4月4日-6日，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曾就当时的整风和鸣放形势谈了一些自己的意见，从这份谈话记录中可以具体地了解毛泽东当时的一些想法和思想脉络。本文题目为编者所拟。]
(1957年)3月21日，毛泽东约复旦大学教授、他的老朋友周谷城畅谈了一次。当晚九时十分乘专列离开上海，子夜到达南行的终点杭州。毛泽东自从1954年在杭州起草宪法以后，经常来杭州。
这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等都在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办公，先后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李先念关于1956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和1957年度财政预算的汇报。但毛泽东的心思仍然着重在思想政治方面，他想更深入地摸一摸情况。在离开杭州前，从4月4日到6日，连续三天在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
参加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等。
上海、江苏、浙江以及附近的一些省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区。当时，毛泽东的《正处》讲话已经在党内外逐级传达，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强烈反响，各种议论纷纷发表出来，出现了少有的思想活跃的景象。
毛泽东从汇报中了解到，当前党内外总的情况是很兴奋，紧张空气有所缓和。但是，党内党外的反响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党外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议论，部分知识分子还有疑惧。党内的反映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担心和困惑。干部中“左”的情绪还是主要的。
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插话，对一些议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百分之八十都降下来了，一百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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