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的故事
上面说的那个倒霉蛋，我没见过。我只是继承了他的铺位（一个稻草窝）。下面要说的这个，我见过，还听她亲自说过自己的故事。
那是一个禹县的农村姑娘――看守所里平时没有女犯人，1975年底，突然关进来两个女犯，一个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勾结奸夫毒死亲夫的杀人犯。她在里面住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一两个月，就拉出去枪毙了。另一个就是这个禹县姑娘。她的名字我和其他犯人都没记住，只记得最后一个字是“花”，犯人们就都叫她“一枝花”。这个外号虽然有点轻佻，但她所表现出的血性和刚烈却让人不能不肃然。
她是带着一连串的哭喊和怒骂声进到监号的，“冤枉！”“我不是反革命！”“有人陷害我！”她不停地嘶喊着，夜以继日，声音时高时低，一刻不停，一直喊了一个多星期，直到嗓子哑了，喊声才渐渐消歇。开饭时，她把发给的菜汤和馍从窗口扔出来，宣布绝食，谁劝也不听。这样的反抗在看守所是少见的，各号的犯人们都屏气谛听她从最东头的监号里传出的哭喊声。
一个多月后，我意外地获得了接近女号窗口的机会。
冬天要到了，负责看守所警卫任务的县中队营房里开始准备取暖用煤。几卡车的煤被拉进大院，看守从监号里提出两个犯人，让他们把煤粉掺土加水，和成煤泥，然后用钢模打成一块块的蜂窝煤。这虽然是个重体力活，却是人人都渴望得到的机会。因为，一是可以在大院里活动活动，享受久违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二是在开饭时可以得到一个额外的馍，算是劳动补助。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等好事居然会轮到我！（后来才知道，看守所的王所长旁听过对我的审讯，对我这个“思想犯”有点同情，但又不敢公开表露，就用这种方法给我一点照顾。这人不错，1976年“四人帮”打倒后，他给我纸笔，让我写申诉材料，还偷偷把材料传给我家人，鼓励她到北京去上访，这是后话。）
煤堆就在女号的窗下，晒蜂窝煤的场地也离那里不远。我注意到，在女号的窗口不断出现那个女孩的面孔。原来只闻其声，现在才见其人。这是个很清秀的面孔，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也就是二十岁上下。当哨兵走开时，她小声问我：“大哥，你是犯了啥事呀？”
“思想犯。”我头也不抬，闷声回答。
“噢――”她沉吟片刻，说：“是被别人告了吗？”
我回答：“嗯。有几个同事检举了我。”
“那咱们的事差不多……”
利用来回走动的机会，我们断断续续地悄声交谈着。她的案情简单到让我吃惊的程度：
她在村中是个共青团支部书记，还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平时好玩好唱，无忧无虑，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阳光女孩”。可她万万没想到，有一天她会跌落到这个终日难见阳光的牢房里来，而事情的起因又是那么小的一件事。
有一天，她帮助邻家的大嫂抱孩子。孩子又哭又闹，怎么也劝不住。她就想了个办法：抓来一把图钉（就是那种带红红绿绿塑料顶帽的），用手指一捻，让它在桌上像陀螺一样旋转，以此转移小孩的注意力。果然，效果不错，孩子不哭了，只是专注地盯着那些彩色小图钉在不停地旋转。
她没有注意到，桌上铺着一张报纸，而报纸上印着一幅毛主席的照片。
她更没有注意到，有个图钉是在毛主席的眼睛上旋转……
她没注意到的事，有人在一旁注意到了。她玩完了就抱着孩子走了，有人把报纸和图钉捡起来当作“物证”，去报案了。
于是，几天后，她被捕了。罪名吓人：她要用图钉钉瞎毛主席的眼睛。
她问我，估计她这事会有什么结果？
我问她，平时得罪过什么人没有？她家有什么仇人没有？在村里和生产队里有没有和她争夺权力的人……
她两眼迷惑而茫然。
我告诉她，这个看守所里关押的绝大多数是许昌县的犯人，案件归许昌县公安局管。只有少数是许昌地区下辖的其他各县的，那是许昌地区公安局直接办的案子，委托羁押在这里，因为这里离地区公安局近。比如我，就是从长葛被转来的。你从禹县转到这里，肯定是当成大案，上交地区一级处理了――当然，这也可能是好事，由上一级来处理，也许比下面的水平高点。我只好这样来安慰她……
半个月后，蜂窝煤打完了，我就没有机会出监号活动了，也就再没见过她。只知道，半年以后，她忽然被带走了，再也没回来。不知道是判刑了，还是无罪释放了，或者是转押到她的老家禹县去了。反正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她的音讯。
她只给我留下了这个关于伟大领袖眼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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