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写信给江青:我被逼着下发林彪的讲话(图)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即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市)，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周恩来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下手术台的最后一刻，处理的是“伍豪启事”之事，可见这件事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是多么的痛苦。之后，他躺在平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在进手术室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在这种场合当着邓小平、汪东兴等人的面说这句话，此意深长，耐人寻味!这时，只有邓颖超理解周恩来的所思所想。

　　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介绍会议文件，说明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过程，对林彪等人进行批判。周恩来在讲话中着重说明了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的情况。他说：

　　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天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林彪那篇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给大家?刚才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再看一看。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得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不大懂的了，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的做日常工作的九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这个大概明天可以印给大家。非常深刻的一封信。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这个我们当然先印给到会同志看了，先不外传了。这是会议文件之五。以上这些文件现在有的已经发了，有的明天要印发。

　　根据周恩来的解释，这封写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私人信件，在此之前只有两三个人知晓。《周恩来年谱》也有相关记载，可以肯定当年确有这么一封信，而且也给林彪看过，但是否和1972年发表的一样就不得而知了。《周恩来年谱》是这样记载的：“(1966年)7月11日、12日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7月14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15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到会者学习了这封信，政治局九人分别到各组解释了这封信。江青在参加华东组、中南组讨论时，俨然以最权威的身份解释、宣讲毛泽东的这封信，说林彪从当抗大校长至当国防部长，就一直搞山头、结死党、搞阴谋诡计，而毛泽东则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江青的解释被刊登在会议简报上。

　　毛泽东同意在这次会议上公布这封信，除证明林彪远非一贯正确外，更重要的，似乎在于说明他对林彪其人早有觉察，但这并没有能完全解释清楚他何以把如此危险的人物指定为接班人。这种做法也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仅没有消除人们对批林的疑虑，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疑问。

　　当年，就有人怀疑此信是经人修改的。1998年1月，此信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全部收录，其信末(独立于注释部分)注有下列文字：“据修改件刊印”。这就说明，这封信不是原件。那么，这封信是谁修改的?是什么时间修改的?是出于什么目的修改的?最初的原件又在哪里?现在还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