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生在寻找下一站归宿的同时， 也在考虑转行问题。在他看来，“这一行是没人管的一群人。”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市就有了独特的废旧物资回收体系，当时是作为与环卫体系平行且独立的部门，由供销系统的回收处负责管理。改革开放后，当地政府部门逐渐退出了回收行业的直接经营，供销系统等国有资源回收公司也在体制改革中变身，将职能转化为开办和管理大型废品回收公司，具体业务转交给私人经营。
这一时期进城的农村人，迅速成为废品回收与运输的主力军。在自行产生和多年发展之下，形成了规模庞大数量惊人的拾荒大军。但这个行业规模究竟有多大，由于人员分散，管理无序，迄今没有官方的精确统计。
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和机构试图对此进行估算。2006年，北京社科院经调查撰写了《拾荒大军调查报告》，估算北京有30万拾荒者，每年从北京捡出30亿元。
环保科技专家、北京环境科学学会副秘书长董金狮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十年前北京拾荒者的统计数据是13万人，而今至少有15万人。这一数据只针对于产业链条前端的一线拾荒工人，并不包括后端产业链的物资回收市场和加工企业的人员。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研究员陈立雯在近两年内多次针对北京市废旧物资回收进行调研，她发现，这个产业不只需要政府管理，更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陈立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所谓‘管理’就是收取租金这类似居委会与物业公司做的事情。而主管部门也仅仅是向小区内投放废旧物资回收房，其他方面却没有更大作为。”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当前北京市内的废品回收行业主要由北京市商务委员会主管。对整个废旧物品回收体系，一个部门的产业引导和政策支持远远不够。
立法层面同样不足，中国在2009年开始施行《循环经济促进法》，此后国家环保部、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制定《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并于2011年8月1日起实施，但这两项与废旧物品回收相对接近的立法，由于没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现实中缺乏直接指导意义。
地方政府的产业引导政策同样进程缓慢，较新的政策出台于2006年，是年8月17日，北京市商务局、发改委等11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北京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产业化发展试点方案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在3至5年规范收购前端，用专业化物流和分拣加工代替初级摊群市场为主的运作模式。采取政府招投标的方式，培育若干家再生资源回收物流企业作为市场运营主体，逐步取代分散、个体的回收方式。
6年过去了，北京市个体分散的回收摊群网点非但没有被取代，反而在大公司缺位的情况下一度激增。
“废品”何处去
万捷在上会提案中指出，废弃物综合利用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如同人体的血液经过动脉为身体各部分输送养分和能量，经过静脉回收再流回心脏参加下一轮循环。而“静脉产业”的保护和发展，即是环保的应有之意，也是节约能源的重要手段。
万捷建议，由发改委主导，联合商务部、环保部和工信部等相关部门，研究静脉产业体系，全面调查现有产业状况，在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政策、规范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发展静脉产业，可以规范当前的废品回收体系，将“垃圾大王”转变成“循环再生经济的倡导者”，政府也可以通过杠杆刺激机制，让再回收产业做到既满足环境安全标准、又有经济利润。
民间环保人士、“绿房子” 垃圾分类环保项目创始人黄小山认为，静脉产业就是在环保要求下，把可回收物成规模地再加工，使其回到物质循环圈。“规范的静脉产业园本身需要大批工人，这样对城市拾荒者而言，既可安心做这一行，也能更好发挥他们原来的经验”。
而董金狮认为，做静脉产业的企业，应建立一套竞争机制，一些政府部门设立的公司以及社会上的民营公司都可以参与竞争，利用招投标方式进行筛选。“这绝不应是纯粹的企业行为，而应是政府监管的行业行为和企业行为，”他说，如果从废品产生、收集、分类，到储存、运输以及加工，整个链条都充分竞争，行业有序将指日可待。
民间的呼声在中央高层亦有回应，2011年9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目前我国废旧物品回收体系很不完善，完善制度刻不容缓。
徐福生也关注到温总理的讲话，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有大公司能吸纳他，能保证生活，同时可以降低因竞争过于激烈而抬高的收购价，他当然欢迎。但这一前景并不乐观。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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