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红色后代”谈改革:我们中国乱不得(组图)

（CFP 中新社/图）

　　“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和所有普罗大众的感受一样，“红色后代”们承认，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亲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改革。

　　作为改革开放奠基人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凌孜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79年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顺应了民意。当时老百姓没吃没喝，工农业到了崩溃边缘。

　　有一个细节，至今让凌孜难以忘怀。广东公安厅有次向叶剑英汇报：广东目前出现逃港潮，深圳、珠海这些沿海村里剩的都是老弱病残，能走的都走了。叶剑英听了就流眼泪了。

　　“出来革命几十年，现在一看，老百姓的生活比原来还惨，怎么能不痛心呢？”凌孜回忆，当时父亲没有说要抓这些老百姓，知道他们逃港纯粹为了生存。

　　强人推动，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只是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动力，更来自整个社会。“当时感觉我们醒来就是早晨，看到其他国家的发展以后，我们就大有紧迫感。听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我们是发自内心地振奋。”伊丽苏娅说。

　　如今，中国又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对于改革的争论如何处理，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可以从上一次改革中寻找经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叶剑英提议召开一次预备会议。在这个后来被叶剑英称为“党内民主典范”的大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指名道姓的批评都如实写进了简报。

　　“假如没有那次预备会议统一思想，邓小平也出不来。有问题都需要端出来，讲出来大家就顺了。”凌孜说，另外，执政党有一个传统，就是出了什么问题，有个整顿巩固提高的阶段，现在最缺的是对过去30年的总结和反思。“哪些问题做得好，哪些地方走了弯路，究竟我们现在要改什么？都可以好好捋一捋。”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全国政协委员、陶铸之女陶斯亮认为，反腐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而如何反腐，她又首推从吏治开始。

　　医生出身的陶斯亮，接受媒体采访时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好比用干细胞去治疗癌症。“化疗能杀死癌细胞，但也杀灭正常细胞。但给你种植干细胞就不一样，让这个新生的健康的细胞来代替你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细胞，而不是同归于尽。”

　　她提议，把竞争机制引入党内干部选拔，通过差额选举保证每个干部，都像干细胞一样，是优秀的，健康的，逐渐去替代那些“癌细胞”。

　　毛新宇说，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贪腐，就是因为老人家预见到会有糖衣炮弹的进攻。“老人家在七届二中全会时就强调，进京赶考不能学李自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开国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的案子，这说明主席深知腐败问题对党的危害。”毛新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事实上，因为“文革”给“红色后代”们留下了太深的阴影，不愿意看到暴力革命，是他们对改革共同的守望。

　　“不能搞多党制，也不能搞党内的派别。”伊丽苏娅说，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在还没有完成现代化之前搞过一人一票选举的，而且他们把民主的理念用到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不是分裂就是战乱。我们中国乱不得。

　　但她也表示，虽然不能操之过急，可我们也不能再等待。“到底是不是可以成立像香港廉政公署一样的机构，司法审判是不是可以有更大的独立空间，这个可以探讨。”

　　建议向林书豪学习

　　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尚需时日，但有一个问题，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可以立刻着手解决，那就是重建社会的道德诚信体系。而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最好是一把手可以先身体力行。

　　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让每个人都“知耻”。“官员应该比一般老百姓先行。”李小琳说，“你为人之师，你才能够是领导，最起码的德行都做不到，怎么当官呢？”

　　凌孜建议，这一点可以向林书豪学习。作为一名篮球迷，凌孜觉得，这位美国NBA的新天王身上，有着与其他体育明星所没有的气质。“明显是他扭转了局面，他却说这是球队的功劳。连支持别的队的球迷都为他鼓掌，可见他的亲和力有多大。”凌孜说，有一句话叫上行下效，你做出来了，你不用说，下边跟着就做了。

　　她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主席带领一批中央领导去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此后整个中国都掀起了一场义务劳动的热潮。

　　正是得益于祖父辈们的言传身教，“红色后代”们都认为，这是他们许多人虽已不在高位，却仍对这个国家抱有强烈责任感的原因。

　　曾海生说，自打小，父母就从来不会要求她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退休之后，父亲很喜欢在小院子里种些东西，他喜欢带着小草帽上房顶摘丝瓜。”曾海生说，父亲的纯真以及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影响了她一生。

　　“1935年，他单独带队突出敌人围剿，后来全打散了。剩下老爷子一个人，从江西一路走到上海找地下党。但当时哪那么容易找啊？你说这个人就那么坚定，在那种情况下他都没有任何想法。”

　　曾海生当了5年全国人大代表，5年全国政协委员。有些提案她反复提了好多年。尽管结果不如预期，但她说，总有人要迈出这一步，“永远没人说，永远得不到重视。”

　　在曾海生看来，重建诚信，得从公务员抓起，因为他们一旦失信于民，国家基础和民族根基将坍塌。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于党内的高干子弟，应更严格要求，“比如我们小时候，不能跟父母一起吃饭，自己吃食堂，父母吃得好一些。当然现在不一样了，但有更严格管理的方式。”

　　如何不失信于民，除了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一些“红色后代”也觉得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

　　据凌孜说，中央党校已经准备将《群书治要》引入课堂。这是一本由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编辑的书，主要回溯了历朝历代执政的共同经验和教训。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经验，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训。这本书是一面镜子。”凌孜说，唐太宗能创造贞观之治，正是因为有魏征这样的大臣讲负面的意见，皇上就是听了难受但是爱听。但崇祯就是被贪腐包围了，看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最后国家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