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卓越的才干。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和道路，创立了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料敌如神、所向披靡。作为非凡的政治家，他成功地解决了党内党外的重要政治问题，其对敌斗争和党内政治斗争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是中国革命所孕育出来的最杰出的领袖人物。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杰出才干，使党的广大干部为之折服，使中国的一般民众为之倾倒。在中国人民心中，他和人民如此的亲近，而又如此的神圣；他既具有中国农民质朴务实的本色，又具有真理化身的光辉。薄一波曾有这样的回忆，他的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在毛泽东的这种超凡魅力影响下，极易唤起中国民众将其神化的情绪。值得指出的是，由超凡魅力而形成的个人崇拜和靠强权而形成的个人崇拜具有十分明显的不同效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实践个人崇拜的典型人物，但他们进行个人崇拜的手段不同，其效能也大相径庭。斯大林领袖地位的取得更多地依靠行政手段，而毛泽东则主要凭借其功绩和超凡魅力；斯大林的权力基础更多地是强制，而毛泽东的权力基础则主要是民众内心的拥戴；斯大林政治权威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秘密警察，而毛泽东的政治权威却具有最深厚、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更多的是出自畏惧，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则发自心灵的真情；受斯大林残酷打击的各级干部更多的是憎恨，而受毛泽东错误批判的领导成员依然是忠贞不渝。
第三，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的助动。无论任何政治设施，都是在人们一定的政治意识指导下建立的。但这些政治设施一旦确立之后，又成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政治意识，促进或制约人们政治观念的发展。政治体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对人们政治观念的作用也不例外。由于中国政治体制中权力的高度集中，对个人崇拜的产生客观上起了催化作用。集权政体之下的个人崇拜有两种现象：
其一，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而进行的个人崇拜。由于毛泽东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党的其他领导人物已无力实施某项政治主张，他们只好通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达到实现其政治主张的意图。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分析说：“他们借助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国家团结的象征，利用他的语录来促进他们希望建成的非毛泽东主义的体制进程。”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说，“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反映了党的高级干部的真实心理。这种个人崇拜，一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二是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的需要。在权力高度集中、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已遭破坏的情况下，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只好通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曲折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和贯彻自己的主张。残酷的历史事实表明，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的个人崇拜，其崇拜者往往受到崇拜的反作用，刘少奇后来的悲惨结局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可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后人也”。时隔34年之后，刘少奇之子刘源关于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作了这样的反思：“以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了解，应对这一趋向（指毛泽东的个人专断，笔者注）有所发现和警觉。共同作为世纪伟人、一代哲人，刘少奇不应该任随毛泽东的错误一味发展，也不应该对这种发展的后果完全无知。加之，毛泽东最后得以凌驾于全党全民，人们自然归根到‘始作俑者’的他。就此来说，刘少奇负有直接责任”。为此，“刘少奇为他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更为残酷的则是刘少奇“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其痛苦远远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对此，“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
其二，为实现某种政治野心而进行个人崇拜。权力是崇拜的基础。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由于党的领袖掌握着巨大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又存在着事实上的终身制，所以，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往往决定着一个人政治命运的升迁或衰落。这种权力运行的特点必然被少数野心家所利用，成为他们通过鼓吹个人崇拜达到谋取个人政治野心的捷径。1958年夏，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59年底，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需要指出的是，康生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是指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不是《决议》中所阐明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最有力、最有影响的当数林彪。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他在军队系统中开始推行突出政治，提倡“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由于林彪、康生等人在党内身居要职，又披着“学得最好”、“举得最高”、党的“理论权威”等外衣，因此，他们的个人崇拜活动起到了蛊惑人心的煽动作用。
第四，领袖的自我欣赏。如果仅有崇拜者的狂热鼓噪，而没有被崇拜者的认可和欣赏，这样的个人崇拜可以产生，但不会泛滥盛行。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并不是不知道搞个人崇拜的危害。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曾要求过不能糊里糊涂的跟某一个人，“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要独立思考”。一个曾经反对个人崇拜的伟人，是何种原因使他后来不坚决制止林彪等人鼓吹个人崇拜，反而默认甚至支持呢？究其原因，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使他对个人崇拜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他的观念中，某种特定条件下，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可以搞个人崇拜，而且需要搞点个人崇拜。
1970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据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记载，毛泽东曾这样评论苏联的个人崇拜：“据说斯大林曾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完全没有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先生垮了台，大概是因为完全没有个人崇拜”。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的垮台是缺少个人崇拜所致，要维持政治权威，就必须进行个人崇拜。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实用主义态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当他感到自己的意志和主张的实施遇到阻力时，往往借助个人崇拜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理由，对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进行欣赏和支持。
作为个人崇拜是否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1956年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个人崇拜是“旧社会腐朽的带毒素的某些残余思想”，“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的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转过来再影响全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所以个人崇拜它只能产生消极的后果，而决不会产生正确的积极的东西。
领袖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则必然被某些人所利用。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当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有错误和正确之分后，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对毛主席的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柯庆施的讲话非但没有受到批评，而且不久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个人崇拜在党内开始泛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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