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正苗红当赤医
入行稍晚，走专业化路线，这是其他赤医觉得陈伦初目优于他们的原因。不过，对于赤脚医生来说，昔日的辉煌才是最难以忘记的。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为应对缺医少药的现状，在国家的号召下，赤脚医生（即乡村医生）应运而生。那些有一定文化水平且根正苗红的青年被挑选出来，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名称由此而来。
1968年，当时年仅15岁的苏瑞红因家中兄弟姐妹多，家庭困难，个人政治表现好，属于“根正苗红”的代表，被推荐参加赤脚医生的培训。
“必须经过贫下中农代表、学生代表、领导三结合组推荐选拔，才能被选上。”苏瑞红说，在杏坛医院培训半年后，她进入麦村赤脚医生站工作。1975年，她又通过考试到了佛山卫校参加复训。回到村里后，她才正式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
“当时学校曾让我进去做老师，考虑到赤脚医生为全乡的人民服务，要顾全大局，我还是选择了当赤医。”苏瑞红回忆说。
大约7公里外，杏坛马宁卫生站。现年65岁的陈伦初的入行经历与大多同乡类似：中学毕业，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头脑也灵活。
学医之前，陈伦初在马宁村委会当出纳，马东一带多种植甘蔗，“甘蔗地里多蛇虫鼠蚁，每年都很有很多人被毒蛇咬伤，1972年，大队决定送我去学医，好救治那些被咬的人，我就入了行。”
在那个年代，卫生医疗防疫工作共设有三级医疗网（村，镇医院，县医院），赤脚医生处于最低一级，主要负责村里的防疫工作。
赤脚医生中，女医生普遍比男医生入行早，年纪大，苏瑞红说，到了现在，女赤医的身体状况普遍较男赤医差。“除了接生、看病，打防疫针等，我们还要宣传计划生育，全面普查寄生虫等等。我们无法治疗的，才往上一级送。”说起那段经历，除了光荣，苏瑞红只说一个苦字。
麦村赤脚医生站最多的时候11个人，其中有3个人（女医生）负责接生。“忙起来的时候一个星期没法上床睡，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都要出诊。记得25岁的时候，我背着1岁的儿子去帮别人接生，当时大风大雨我们母子都被打湿，一日一夜接生了5个。”苏瑞红说，遇到难产之类，她们还要负责把病人送去杏坛医院，甚至广州。
除此之外，由于当时整个大环境都缺资少药，她们还要亲自上附近的马陵山采药，山上还会有蛇。对于蛇，陈伦初很有一套。在其他赤医（尤其是女赤医）看来，陈伦初有专治毒蛇咬伤这一门手艺，才使得他不那么容易被淘汰，也是他经济相对较好的原因之一。
陈伦初这样形容赤脚医生：做你唔死，发达无份。除了极少数真的发达了之外，其余的大部分收入都很一般，最低的，月收入只有几百元。但是他承认，当救治了一些危重病人时，看着他们高高兴兴回家，满足感会很强烈。
陈伦初三女一子，其中有一个女儿学医，在医学院校毕业，现在在大良的同江医院工作。“对我这些手艺她不感兴趣，年轻人怎会跟你死守？”
据统计，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赤脚医生的贡献广受认可。上年纪的村民大多十分敬重赤脚医生，甚至有人视她们为救命恩人。
惊觉被时代抛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技术的发展，赤脚医生的身份、作用也在发生变化。而变化的曲线，一直在下行。
“后来要我们经常考试，一年考几次，什么乡村医生证、接生证，要交各种费用。”苏瑞红说，然而，即使一次次地通过了考试，还是无法避免被政策淘汰的命运。
“大概从85、86年开始，卫生局规定有些业务不让我们赤脚医生做了，例如接生。”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但是对于老一辈赤脚医生来说，这样的现代化培训基本上是很难通过的。
对于政策的变化，赤医们说自己能够理解，然而在调整自己心态的同时，赤脚医生也隐隐开始感觉一丝不安，而这一丝不安，很快变成残酷的现实―――他们已经被时代抛弃。
当“民办教师”待遇问题获得解决时，被抛弃的感受变得更强烈。和赤脚医生一样，“民办教师”也是一定时期农村的一个特殊群体，而“民办教师”待遇问题得到解决，让赤医们想到了自己的身份问题、养老问题。
她们认为，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24号文件《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问题》对赤脚医生的界定，可以确认他们跟民办教师一样，是应该获得同样对待的。文件中说，“他们（赤脚医生）同民办教师一样，是农村中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脑力劳动者”。文件还建议建议：凡经考核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原则上给予相当于民办教师水平的待遇，并明确赤脚医生补助费的来源，其中一部分是由地方财政解决的。
据此，以苏瑞红等人为代表的近百名杏坛的赤脚医生，开始找各级政府部门反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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