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遭遇的冷落与尴尬,他与斯大林此时的隔阂、分歧,或许可以从他与斯大林的一张合影上找到印证。这张合影,拍摄于毛泽东出席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七十寿辰宴会时。他坐在斯大林右边,正与斯大林一同鼓掌。可是,耐人寻味的是,两人表情一样的冷淡,凝重,没有丝毫生日庆贺的喜庆与轻松,而像刚刚吵完架的互不理睬与各行其是。
如何告知国人?电文中的微妙
开始访问莫斯科时,毛泽东没有带“谈判专家”周恩来同行。与斯大林的多日僵持,桦树林里的无奈等待,令毛泽东承受着从未经历过的另外一种精神折磨。在此情形下,他特地电召周恩来前来,由周恩来具体负责谈判。
又是一场漫长的外交博弈。招式变化中,看不到外界所深信不疑的兄弟友谊,也看不到毛泽东在莫斯科走下火车伊始所表述的“良好的睦邻关系”。谈判最终有了结果,双方于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个对新中国恢复元气有所裨益但却明显带有沙俄时代烙印的条约。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在《周恩来传》中这样写道:
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后,花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劝说难以对付的俄国人签订了一批协议--这些协议形成了今后十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斯大林仍对毛泽东三十年代对待共产国际和与苏联联系的方式感到愤怒。现在,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2月14日,他们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的条约,这些条约肯定了蒙古的独立地位,规定双方联合管理与俄国有着传统联系的铁路与港口,并且对华提供一项为期五年的三亿美元信用贷款。这些条件很苛刻。为了得到苏联承担中国国防的义务与援助,周恩来与毛泽东不得不继续忍受苏联在中国北部、西北部和蒙古的半殖民主义活动。这种义务和援助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甚至同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援助相比也是吝啬的。
(《周恩来传》,264页)
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经过艰难谈判方才签订的这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如何在国内予以公开报道与宣传,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显得极为慎重--可以揣测,慎重的背后,恐怕是担心条约中的某些被认为带有“半殖民主义”色彩的内容,过于敏感,引起民众议论纷纷甚或指责。
在正式签订该条约的两天前,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提前给在国内代理主政的刘少奇发去一份电报:
少奇同志:
兹起草致党内电报一件,请于收到时加以斟酌迅即发出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时
刘少奇收到后,于次日(十三日)发出这份党内电报: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新的中苏条约和协定即将于日内签订并公布,各地于集会讨论及发表意见时,应根据新华社社论的立场,不要发表不适当的意见。
中央 二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二六○页)
二月十四日,毛泽东亲自修改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做了六处删改后,当即发电报给刘少奇、胡乔木:
(限即刻到)少奇、乔木:
请将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一文即刻作如下之修改,然后随条约一道于今夜广播。……以上删改,请乔木负责改好校正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务请注意,至要至要!
毛泽东 二月十四日上午五时
根据手稿刊印。
(同上,二六二--二六三页)
毛泽东终于可以启程回国了。二月十七日,他又一次走进莫斯科的车站,距他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抵达这里,整整两个月。面对前来送别的人群,他发表临别演说。在公开发表的这一演说中,我们当然听不到丝毫与此场景不协调的声音--两个月期间他所承受的那些冷落、尴尬、无奈、气愤等,压在心中,留待日后宣泄与迸发。于是,在这一演说中,人们读到的是对斯大林热情洋溢的感激与颂扬:
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
……
我们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以及在十月革命策源地的列宁城,受到了热烈的招待,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
中苏永久友好和永久合作万岁!
苏联人民万岁!
世界革命导师与中国人民的挚友--斯大林同志万岁!
(同上,二六六--二六七页)
自此,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落下帷幕。背后的一切尴尬、冲突等,许多年后才一一显现出来为世人所知,成为不断被解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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