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江青在嫁给毛泽东前的复杂过去 多次坠爱河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可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听说小俞到过延安?”江青又问徐明清。

　　“是的。听说他5月去延安开过会。” 徐明清说。

　　俞启威这时已改名为黄敬。对于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关注。虽说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生活，闹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但她的内心对黄敬依然怀有别样的感情。

　　黄敬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1937年2月，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调离北平，柯敬史(柯庆施)随即宣布，由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黄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为苏区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会议定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伦·斯诺)同行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黄敬就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时他和组织还没有恢复联系，在北大读书，但他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诺的注意。他曾夸赞黄敬：“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这个俞大卫，就是黄敬。

　　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采访，住了4个月，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的陕北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从中也出了力。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黄敬对斯诺夫人说，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会议，规模很大，届时，中共的领导人都会到场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平时都被封锁线隔离，相距甚远，能聚会在一起是非常难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诺夫人便在黄敬和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之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的陪同下，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

　　到达西安后，4月23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日夜监视，和黄敬悄然离开西安。4月30日，他们抵达延安。5月2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5月20日，黄敬离开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来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动因，想不到竟是黄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给了她不小的影响。

　　由于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徐明清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开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看罢，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来，嘱咐她不要着急。她会把有关情况反映给上级部门，让她静候组织决定。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辆黄包车，去了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到了办事处后，徐明清看到邓颖超大姐正在这里办公，便把江青介绍给邓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她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

　　接着邓颖超说：“这事由博古(秦邦宪)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说：“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黄敬)，他便答应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她欣喜地对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 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她到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叶子龙还回忆说，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时，江青就是搭乘毛泽东坐的那辆卡车进入了延安。不过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江青是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义有二，一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为出自唐代古诗：“江上数峰青”。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