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被捕倒台后上海民兵欲暴动:“还我江青”

　　凤凰卫视2011年11月18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讲到了主席去世之后突然冒出的主席临终遗言“按既定方针办”，以及这六个字在二十天之内从被媒体热炒到突然销声匿迹的一个戏剧性的过程，当然后来大家也都知道了，直接促成这一戏剧性过程的是四人帮从蓄势待发到突然被隔离审查。

　　四人帮的倒台原本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是当时的各大媒体接到的指示是，不要马上公开四人帮倒台的消息，要委婉一点，隐晦一点，甚至可以适当地让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几个人的名字在媒体上继续出现，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指示呢，这个指示的背后又到底隐藏着些什么呢?

　　解说：1976年8月底，在《光明日报》理论部工作的苏双碧接大了一个调令，让他去《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工作。对于这个调令，苏双碧起初很不愿意。许多年以后，身患帕金森综合症的苏双碧，向我们讲述了他不想去的理由。

　　苏双碧：就是不愿意到那地方去，直接替四人帮宣传，就不愿意去替他们宣传，借口当然就是地震受害，去不了了，家里有事去不了，但是他还是要我去。

　　解说：为什么不想去上海，对于苏双碧，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不喜欢那边的环境，姚文元在上海写下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共同策动了一月革命，王洪文则是在上海组织了第二武装，如此活跃的上海苏双碧本想敬而远之。

　　苏双碧：就拖了几天，拖了几天看到我老不走，报社就决定了要批判我，批判完还得走，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有一个晚上，一个姓张的支部书记，夜里头跑到我家里来，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还是去吧，你不去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最后还是我表了态了，所以最后还是去吧，不去也不行，就去了。

　　解说：1976年9月初，苏双碧来到了上海，和他一起派驻上海记者站的，还有他的同事王强华。

　　王强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有一个思想，就是说我们不主动的，绝对不主动去找上海市委的人。

　　就是我们跟上海市委宣传部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一般情况之下，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体制，一般情况之下像我们到上海去，首先是要拜会宣传部，甚至于上海市会派人到我们这儿当记者，但是我们都没有搞这些东西。

　　苏双碧：比如说我要到上海去之前，说有困难你去找朱永嘉他们，朱永嘉是复旦大学的搞历史的搞文史的一个教师，跟姚文元一起写《海瑞罢官》的，评《海瑞罢官》的。然后也是写作组的组长，当时也是一个人物，找他当然方便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去找他，主要就是思想上有一点芥蒂，有一点抵触，不大愿意在那边太活跃，也不想做太多的工作。

　　王强华：所以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很复杂，一方面你要完成报社给你的任务，一方面又要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也不把我们当作他嫡系部队，好像什么事都跟我们说。

　　解说：《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主要报道的内容，仅仅限于科学与教育战线的光荣事迹，对于政治则是能躲就躲，能避就避。

　　而事实上，《光明日报》悄悄来到上海，悄悄开始工作的时候，上海这个地方早已是骚动不安，9月初，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陈阿大，传达了他从北京带回来的秘密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除了带话，陈阿大还号召上海市革委会的同志，紧跟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和洪文同志的正确路线，以免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

　　王强华：9月份我们基本上没有发稿子，就是尽量少发稿子，当时我那个思想可能比较保守一点，苏双碧说我这个人比较稳一点，也就是谨慎一点，就是说我们少惹事，少报道。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9月份好像是没有怎么发稿子，9月份主要是悼念毛主席，当然那时候悼念毛主席总要加上一些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宣传那个东西。

　　解说：主席去世后，《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给北京的总部拍了份电报，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好好工作。然而电报倒是发了，上海记者站自此以后却基本处于放假状态，因为主席走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会怎样，王强华、苏双碧和当时的很多媒体人一样，无从知晓，只能静待其变。

　　而此时的上海市委与北京方面则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9月23号，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派机要员给上海市委送来一封密信，信中记录了张春桥同萧木的一次秘密谈话。

　　在谈话中张春桥说，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要树立信心，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王强华：都认为王洪文是接班人嘛，那时候江青、张春桥当总理了什么什么，我上海有好多朋友，我原来就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也有些朋友说怎么怎么怎么，我们也就听，你说我们很明确的反对，这也不是的，我们一个也没有这个觉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再一个我们很谨慎的，就怕我们一举一动给上海抓住怎么怎么不好。

　　苏双碧：10月六七号，10月七八号开始，原来都铺天盖地，每天都有四人帮的名字，有挺多，结果那天，突然有一天报纸上就没有了。

　　记者：您当时什么感觉呢?

　　苏双碧：感觉的话，我这个人比较愿意猜，愿意动脑筋，我就感觉到又一次路线斗争，我就对强华说，我说又一次路线斗争大概结束了，他说不会吧，他说要是这样的话，整个历史都得重写了，那是个天大的事，我说咱们观察观察。

　　陈晓楠：1976年10月6号，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当天晚上耿飚等人奉华国锋、叶剑英的指示，率领部队分别进驻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等中央各大媒体，他们不仅正式接管了这些媒体，还迅速拘捕了四人帮在那里的死党，而第二天在中央机关各省市区和大军区负责人都参加了一个打招呼会，在这个会上中央政治局通报，王、张、江、姚已经被抓，但是会议针对此事定下的方针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

　　于是接管之后的中央各大媒体响应这个中央精神，在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一下子让四人帮的名字销声匿迹。

　　苏双碧：10月8号和9号，报纸上重新出现姚文元的名字，有一部分人就以此证明，可能没有问题，我呢，当时我就认为这个不一定，这得再看看，结果第二天一看又没有了，一点名字都没有了。

　　杨正泉：适当地放宽了，放宽了什么呢，就是对四人帮树的典型在有关的人和事，又适当地报道一点，适当地露出一点来，适当地出一些名，出一些单位，出一些事，让大家又觉得，他们还可以报道嘛，这件事情没有嘛，尤其是对上海，当时候上海打倒四人帮以后，上海给四人帮的联系中断了以后非常的紧张，他们摸不到北京的政治气侯。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