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3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据网易整理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发生过三次较为集中的移民热:第一波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一批人以寻亲、劳务、留学以及偷渡等形式出国并陆续定居,其中“劳务移民”是主体;第二波是上世纪90年代,以留学、技术劳工等形式走向世界各地并最终实现移民,主要为“技术移民”;2002年美国投资移民新政策出台后,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投资移民”为主要形式、以富人为主要移民群体的第三波移民热方兴未艾。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中国人留恋故土,不喜搬迁,更遑论漂洋过海,移民他国。有那么多人决心去国,或许移民所“期”正是中国当下所“缺”,比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生活成本、福利水平等种种不如意。
这几次移民热中,移走的既有商人巨贾,也有俊彦之才,当然也不乏底层民众。“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但移民成功,中国人就真的能“适彼乐土”么?不少移民者或许小有成就,甚至建功立业,或取得了商业成功,或跻身政坛,他们对故土虽有思念,但情怀不再炽烈,早已由落叶归根变为落叶生根。但中国移民群体与当地社区和文化整体上的游离、分割,以及自我的封闭状态并没有根本改变,不妨从媒体公开报道中找寻几例。
其一,发生在马来西亚的“白包”事件。中国人喜欢红色,红色代表吉利。这是华人无论生活在哪个国家都无法挥去的传统表达。白色,则代表另一层含义。过年时,为求吉利,全世界的华人都以红包贺岁,只有丧葬之时,才有收取“白包”之礼。而今年春节期间,马来西亚土著权威组织向华人派发“白包”的事件在华人之中引发了强烈争议,当地华人群情激愤,要发白包者出面道歉。该组织的总秘书却宣称,他们将不会就派发“白包”事件作出回应,主席依布拉欣也不会就此事道歉。
其二,2012年1月4日,一个华人家庭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遭遇持枪抢劫,父亲与女婴遭枪杀,母亲重伤。事后意大利华人组织了两次大规模游行,要求改善社会治安。华人在意大利的处境,素来微妙,他们是各种社会问题和阴暗面的受害者。意大利社会对华人感情亦高度复杂,既承认华人对意大利经济的贡献,也对这一群体颇有微词,甚至有人揶揄:“中国人从来不死(因为华人很少参加公共活动,意大利人很少见到他们的葬礼)。” 其三,2002年女子花样滑冰世锦赛,美国华裔运动员关颖珊不敌休斯屈居亚军,美国报章的斗大标题是《美国人休斯击败关颖珊》。而今年4月在美国上演的歌剧《场边》,更精彩诠释了华裔对身份的困惑和焦虑—到底是外黄内白的“香蕉人”,还是外黄内黄的“芒果人”?
表面上看这些都是孤立事件,但实际上并不孤立,是华人不受待见、不被承认的悲伤缩影,每一起事件都足以说明华人虽然移民了,但没有真正融入当地,融洽于该国文化之中,更没有被所移民国家当做本国公民对待。最近一段时间,意大利记者拉菲尔•欧利阿尼、李卡多•斯达亚诺撰写的著作《不死的中国人》颇受关注,书中的一些论断或可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移民的精神状况和尴尬处境:中国移民急于改变自己的生活,精神世界的一切都可以让位于功利主义;中国移民把遇到的困难看做是一时的,就像身体有时会有头疼脑热一样,而不是瘟疫。在我们国家生活的中国人,几乎个个的膝盖都被磨破;中国移民一概没融入本地社会,不参加各类活动,当然也不会参与当地的政治治理。意大利学校和中国学生关系不好,原因是“他们的家庭没有参加教育,没有任何感情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性的交流”。
这些论述或不完全精准,但透过“磨破膝盖”和“不死”等表达,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移民的勤奋与坚韧,还看到他们的封闭与落寞。过于封闭,就无法融入当地社会。过于封闭,只能减少一时的文化冲突或情感冲突,但是,或为日后更激烈的冲突埋下伏笔。当然,中国移民不是不想融入当地社会,但融入并不容易,受族群、文化、价值观等掣肘,再加上不少土著固有的傲慢与偏见,导致文化融合难乎其难,在这种语境中,中国移民尴尬的生存状况让人感同身受,百味杂陈。
学者周慈波认为,华裔无法融入异域主流社会,又因去国望乡而与故土产生隔膜,这种徘徊在两种文化边缘的处境令华裔陷入身份上的尴尬。毋庸讳言,移民难,移去身份焦虑或更难,身份焦虑不移去,即便在异域再风光欢愉,终究也是一场充满苍凉感的浮华人生。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去除身份焦虑?光靠移民自身显然力有不逮。(作者: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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