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朱尔典表态说，资政院这种要求处决盛宣怀的决定，是十分野蛮的。
在美国使馆，盛宣怀向各国公使表示，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极为担心，希望经由天津前往上海避难。各国公使决定，每个使馆各派2名军人共8人，全副武装，由英、美使馆的汉文秘书丁家立和巴顿陪同，护送盛宣怀前往天津租界。
没有任何资料记录表明，对于列强武装协助这位下岗高级干部“逃亡”，大清政府是何种态度，但显然，“多国部队”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唯一的麻烦，只是来自日本人。
根据10月29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27日当天，盛宣怀正好在一家日本银行谈事，得知了资政院的“死刑决议”后，他就滞留在了日本银行内，随后离开该银行，来到了美国使馆。
但根据日本的资料，盛宣怀其实从25日资政院通过罢免他职务的决议后，就已经藏身在了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支行行长）的宅邸内。
显然，开始“逃亡”之后的盛宣怀，已经成为各国争相猎取的宝贝。此后，围绕对盛宣怀庇护权的争夺，各国尤其日美之间，还上演了更为激烈的秘密战争。
当夜（27日），盛宣怀在美英德法“多国部队”的严密保护下，离开了北京。《华盛顿邮报》（29日）记载说，此时的北京城内已经谣言满天，有的说满清政府决定对汉人进行种族屠杀，有的则说皇室也在准备逃亡，但被各国外交使团劝阻……
二、急先锋
盛宣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个强势的人。他不属于任何派系，却“总揽大政”，自然成为众人眼红的目标，再加上其在推行铁路国有时，办事刻板，实际上给自己种祸不浅。
这一“逃亡”事件，显然大大出于所有人包括盛宣怀本人的预料。
此时距离盛宣怀出任邮传部部长，仅仅10个月。邮传部是个大部，综合铁道部、交通部、电信部、邮政部四大功能，而尤以铁路为大，盛宣怀则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起，一直是这个大部所管辖的范围内的“一哥”。
但在这个超级大部正式挂牌的时候，盛宣怀却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落败，被发配到了上海，以副部长（“侍郎”）的身份谈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却依然是个副部长，更尴尬的是，部长（“尚书”）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唐绍仪。于是，两人都只好称病。
几经周折，唐绍仪勉强干了几个月，终于离职，而盛宣怀也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这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终于握上了向往已久的印把子，便以雷霆手段开展工作，刀锋首先指向的便是他最熟悉也是国家战略资源投放最多的铁路。
当时全国17家“商办”铁路公司，虽然政府放手不干预，并且给予各种特殊政策，包括准许他们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方式收集股本金，实际上就是用公权力做保障，在民众中强行集资。但是，这17家公司却比之前的国有企业更为不如，家家腐败丛生、问题成堆，铁路建设毫无推进，巨额资金倒是不见了踪迹，实际上已经没有一家能够继续维系，不仅大大影响了作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铁路网建设，而且弄得民怨沸腾。
中央急于挽回这种被动局面，急于办事立功的盛宣怀正是合适人选。在他主持下，中央在1911年5月份宣布，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对商办公司或给予经济补偿、或换发国家铁路公司的股票。
这一“铁路国有政策”，赢得了绝大多数为路所困、切盼中央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5月31日报道了盛宣怀的这一改革，并认为：“这是中国稳步发展的又一证据，这一法令的颁发，受到了那些真心爱国的人士的欢迎。”
但是，广东、湖南、湖北三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因为完成集资额巨大，高管们实际上在其中已有巨大利益，一旦国有，其利益必将受损，而且之前的花账、坏账、烂账也将在审计中曝光，因此竭力反对。而亏损最为严重的川汉铁路四川公司（“川路公司”），其高管在欢呼国有的同时，提出一个附带要求：希望中央财政为他们在上海违规炒股而亏损的350万两白银埋单，遭到盛宣怀强硬的拒绝。
川路公司高管们丧气之余，恼羞成怒，加入了广东、湖南、湖北三省商办铁路既得利益者的行列，开始猛攻铁路国有政策、猛攻盛宣怀本人。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此即所谓的“保路运动”的肇始。
但是，光为了填补自己的财政窟窿而对抗中央，显然出师无名。不久，一个极好的“抓手”出现了：国有诏书发布11天后，中央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引进1000万英镑的巨额外资，投入铁路建设。毕竟，铁路建设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而中国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实际上难以支持这一个巨大的投资，引进外资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几家商办铁路公司的高管欣喜若狂：这下子可以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高度，来和中央讨价还价――尽管这些所谓的“保路运动”者们，后来也偷偷地与外资谈判。
盛宣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个强势的人，在他的主持下，与四国银团的贷款谈判“磋商数月，会晤将及二十次，辩论不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贷款合同的条款不断地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不仅年利率依然维持在5%，不到国内钱庄和票号贷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贷款项的半数可以存在交通银行与大清银行，这等于为这两家国有银行提升了头寸，而原合同规定只能存在四国银行。同时，合同还删除了原定四国有权参与建造若干支路的条款，并规定所用铁轨必须使用汉阳铁工厂的国产品，其他原材料则进行国际招投标，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怀坚信，根据这一合同，资金到位后，粤汉铁路三年内就能全线接通，十年内可以开始还本。
但是，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遭到了“卖国”的指控。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李鸿章的嫡系人马，在李鸿章去世10年之后，盛宣怀其实没有任何过硬的政治靠山。而此时的大清官场，十分讲求门派。
显然，并不属于任何派系的盛宣怀，却“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自然成为众人眼红的目标，再加上其在推行铁路国有时，办事刻板，实际上给自己种祸不浅。
在中央的竭力化解下，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的“保路远动”见好就收，迅速地偃旗息鼓，既得利益者们退居二线去享受幸存的胜利果实。但四川却因为炒股亏损实在过于庞大，只能选择与中央死磕，并且越演越烈。在成都的中心舞台上，一场“变脸”大戏越演越热闹。以川路公司高管为代表的既得利益群体，不惜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无中生有、激化矛盾。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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