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文物维护与修复，敦煌莫高窟成为其中的代表
加强文物保护，维护和修复工作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周恩来始终关注着文物的保护、维护和修复工作。
敦煌莫高窟的抢救，是周恩来关心文物维护与修复的范例之一。
1951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敦煌艺术研究所（后改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等人把敦煌壁画摹本和出土文物拿到北京展出。展出之前，周恩来专程到展厅与常书鸿亲切交谈，从重庆相遇谈到现在工作人员的生活情况，并对展览的陈列、布置、说明、参观路线等一一作了具体指示。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敦煌莫高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为了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工作，向文化部呈交了《关于加强保护莫高窟群的报告》，提出防止鸣沙山山体向前移动，以免造成石窟岩壁倒塌，使敦煌壁画、彩塑毁于一旦的具体加固意见。报告呈送国务院后，受到周恩来的高度重视。1961 年9月，国务院派出由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领的10余名专家学者，组成敦煌工作组前往莫高窟进行考证。专家们发现，维修这座历经1600多年、规模宏大、屡遭人为严重破坏和风雨侵蚀的石窟，耗资巨大。而当时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内忧外患，财力十分拮据。为此，专家们制订了一个先抢救最危险地段，再分期分段实施全面保护的长远规划。
10月17日，文化部党组根据调查情况给周恩来呈递了报告。为保证洞内壁画和彩塑的安全，文化部提出了抢救性的保固工程意见，申报经费25万元及水泥、木材等施工材料。周恩来在第二天就作出明确批示：“请计委在一九六二年度计划中加以安排，并于今年批准文化部在其经费中预拨五万元。”1962 年，我国国民经济还十分困难，国民经济调整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对抢修莫高窟经费给予特别批准，可见对文物事业的高度重视。这样，新中国对敦煌莫高窟的第一次大抢修拉开了序幕。抢修工程自1963年秋季施工，历时3年，于1966年竣工。层层叠叠、巍峨壮观的坚固栈道，为工作人员和中外游客提供了安全、舒适、畅通、便捷的通道。敦煌莫高窟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中迄今为止保护最好的石窟，也成为周恩来关心和保护敦煌艺术的历史见证。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发生了好几起古代文物建筑遭雷击起火被毁的事件。1952年，坐落于河北遵化县的清东陵康熙景陵大碑楼，因遭遇雷击全部被烧毁。1956年6月的一个夜晚，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又接到消息，位于北京明十三陵长陵的恩殿（楠木大殿）被雷击起火。中国的古代文物建筑，大多为木结构或砖木结构，最怕的就是火灾。许多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天火”即雷击引起古建筑火灾的事例比比皆是。
长陵棱恩殿起火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那里。他立即指示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会同北京市有关部门人员，一起前去检查处理。局长郑振铎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约请梁思成等一同去现场察看。大家发现，大殿的后金柱柱顶被雷劈裂，柱顶呈现黑色被烧焦的痕迹，但整个大殿的外观并没有受到破坏，依然完好。这时，大家的心情才放松下来，因为棱恩殿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巨型楠木大殿，是弥足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建筑。一旦焚毁于雷击火灾，将会让国人痛心疾首。随后，郑振铎、梁思成给周恩来呈递了一份报告。周恩来很快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重要的古代建筑上都要安装避雷针。避雷针的安装，有效地防范了雷击导致的火灾，保护了一大批古代建筑。
坚决制止大规模发掘帝王陵的风潮
1955年10月，郭沫若等联名向国务院递交《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得到批准。由于长陵的勘察工作进展缓慢，发掘转移到定陵。定陵开掘工作自1956年5月破土动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以总计用工2万余人、耗资40余万元的代价，终于使这座深藏地下 368年的玄宫重见天日。1958年9月，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新中国考古学家发掘第一座皇陵的消息，引起了世界考古界的巨大震动。但是，以当时简陋的保护设备和考古技术水平，出土文物在保存和复原方面还未过关，大量文物尤其是丝织品未能保存下来。“文革”中，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尸骨被红卫兵付之一炬。
定陵发掘后，有的省份立即组织人力，准备向帝王陵墓进军，还有些省份不甘落后，纷纷效仿，要挖掘汉陵、唐陵、清陵等帝王陵。在这种情况下，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等人上书周恩来，要求停止帝王陵发掘。国务院迅速下发了“停止对一切帝王陵墓发掘”的文件，坚决制止了这种极不正常的发掘之风，使行将遭灭顶之灾的中国文化遗产免于劫难。
1959年9月，定陵博物馆建成。1965年9月，周恩来陪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来定陵参观，随行的还有陈毅、吴晗等人。从地宫出来，阿尤布・汗总统跷起大拇指说：“这地下宫殿，有如此辉煌的建筑和气势，太伟大了！”周恩来脸上也流露出兴奋之情：“这里有十三座帝王陵墓，每一座都是这个样子。”吴晗接过周恩来的话：“长陵比这定陵规模还要大，要是发掘，一定更为壮观，研究价值也大于定陵。”
自定陵发掘后，吴晗还一直想着开挖长陵。他问周恩来：“我们是否再发掘长陵？”周恩来问：“需要多少钱？”吴晗回答：“大约要四十万。”周恩来沉默了，向停放在不远处的轿车走去。吴晗急忙追问：“总理，您看这长陵发掘的事？”周恩来沉思片刻后说道：“我对死人不感兴趣。”也正因为这句话，明成祖朱棣才在陵寝里安睡至今。此后，国家文物局再未批准发掘帝王陵。
“文革”期间，签发保护敦煌莫高窟文件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在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大会上，林彪在讲话中提出“破四旧、立四新”。狂热而缺乏理智的红卫兵，正是在这篇充满火药味的讲话号召和鼓舞下，迅速杀出校园冲向社会。“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湖南炎帝陵主殿被焚，山西舜帝陵被毁，浙江大禹庙被拆毁……
在“破四旧”运动中，就连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地中南海新华门前的石狮子，也引起了红卫兵的注意，上了“破四旧”的黑名单。新华门前的石狮子，是北京城里最大的一对石狮子。8月26日，周恩来从保护文物古迹出发，耐心地说服了红卫兵，下令将新华门前的石狮子搬走，有效地将这一古迹保护起来。后来，这对石狮子又回到了新华门前。
在北京红卫兵率先发起“破四旧”之后，杭州的中学生红卫兵也蠢蠢欲动。1966年8月23日，杭州中学生红卫兵捣毁了岳王庙后，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灵隐寺。浙江大学部分有正义感的学生得知消息后，挺身而出，保护灵隐寺。经浙大广播站广播后，大批学生前往灵隐寺，表示声援，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灵隐寺周边的村民，自发地组织了一批青壮年，灵隐寺园林管理处的部分职工，都前来支援守护灵隐寺的浙大学生。
浙江省委迅速把此事上报国务院，并要求双方在接到国务院的答复之前，都必须保持克制，停止一切过激的行动。为取得杭州市民的支持，浙大学子向市民散发了保护灵隐寺历史文物古迹的《告全市人民书》，引起很大震动。杭州街头贴满了大字报，群众纷纷起来谴责红卫兵，表示坚决支持浙大革命师生保护灵隐寺的行动。
8月27日，周恩来作出批示，要求浙江省委领导同志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当听到周恩来希望保留灵隐寺的指示时，浙大学子欢呼起来。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中学生红卫兵撤出了灵隐寺。在“破四旧”运动中，全国古刹旧庙被砸被毁的不计其数，能够部分保存下来已算是侥幸。像灵隐寺这样毫发未损、完整地保护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