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月27日，到任近10天的李鸿章，经中央批准，全面放开了广东的赌博行业，以广开财源，筹集包括打黑在内的经费。除了早已公开经营“闱姓”赌博方式之外，山票、铺票、番摊、彩票、“小闱姓”等赌徒们早已喜闻乐见的地下博彩，全部合法化，由政府发放执照，招标经营。在为此而于4月23日成立的商务局中，刘学询被任命为局长，而他担任大股东的“宏丰”公司，除了已经承包经营的“闱姓”之外，还承包了山票、铺票的经营。
对于李鸿章到任后全面开赌，梁启超是大不以为然的。他认为，这是李鸿章“最流毒于粤人者”。梁氏在《李鸿章传》中评论说：“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是何异恐民之不为盗而以是诲之?既诲之，而复诛之，君子谓其无人心矣。”
梁氏的指责，虽然在理，但看人挑担不吃力，设身处地为李鸿章考量，还是有求全责备之嫌。日后广东城头上不断变换大王旗，那些新的大王即便在野时痛责当权者诲毒诲盗，坐上位子后也只能萧规曹随，大征赌税。赌税于广东历届政府而言，不是“饮鸩止渴”的问题，“鸩”早已成了日常的饮用水源了，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广东“黑帮”的可持续发展。
严打
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大开杀戒，即使没有起到震慑黑道、树立法制权威的目的，也绝对达到了树立李鸿章本人权威的目的。
在大抓赌博这个新的支柱产业的同时，李鸿章开始重拳打黑。
李鸿章的打黑行动，也与前任们手法相似，整顿团练、保甲，派兵清乡。而比前任们更进一步的是，他设立了专门的打黑机构――缉捕总局，并在各地开设派出机构，以便就地审判，并分兵五路进行大规模清乡。而且，经中央批准，他于3月14日得到了“暂复‘就地正法’旧章”，以遏制“广东盗匪日炽”的特殊政策。这意味着，本来要报经中央的死刑审判权，完全下放给地方，下放到打黑第一线――李鸿章的刀因此磨得飞快。
“就地正法”，是大清国刑法中具有相当威慑力的一种刑罚。在《大清律例》明文规定的少数“就地正法”情形中，广东是有这个权力的：“粤东内河盗劫，除寻常行劫仅止一二次、伙众不及四十人、并无拜会及别项重情，仍照例具题外，如行劫伙众四十人以上、或不及四十人，而有拜会结盟、拒伤事主、夺犯伤差、假冒职官，或行劫三次以上、或脱逃二三年后，获各犯应斩决者，加枭示，恭请王命先行正法。”
“恭请王命”，就是所谓的“王命旗牌”，一种代表着中央特别授权的令牌，督抚们向“王命旗牌”行礼，就算是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可以就地杀人。
但是，根据《大清律例》，广东的“就地正法”权，被严格限制在“内河盗劫”，而且有详细的条件限制。其实，死刑的审核权主要还是掌握在中央，并主要掌握在皇帝本人手中。每年，所有被判处死刑的人犯，都要由皇帝本人亲自核准，皇帝用红笔打勾了的，才可以处决，这叫做“勾决”。这并非因为皇帝对法律的执行有着兴趣偏好，而是因为死刑的核准权不仅是皇权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央权威的重要标志，国家重器，不可轻易下放。
但在动乱年代，为了发挥专政机器的震慑作用，从重从快处决人犯，这种死刑审核权会被下放给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就地正法”权被广泛运用，乃至滥用，战后，中央和地方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地方大员们，多数都希望继续保留自己手中的“就地正法”权，并列举了种种特殊原因。几经反复，中央最后还是宣布收回。1882年刑部草拟的法案规定：“除甘肃省现有军务，广西为昔年肇乱之区，且剿办越南土匪，以及各省实系土匪、马贼、会匪、游勇，案情重大，并形同叛逆之犯，均暂准就地正法，仍随时具奏备录招供咨部核查外，其余寻常盗案，现已解勘具题者，仍令照例解勘，未经奏明解勘者，统予限一年，一律归复旧制办理。”
1885年，张之洞在广东，为了打黑，请求中央批准授予“就地正法”权。他的理由是广东黑道猖獗，“土匪、会匪、游勇、盐枭、斗匪、洋盗七种合而为一”，不从重、从快进行打击，难以奏效。中央核准了张之洞的要求，但到了1898年就下令收回。
如今，李鸿章到任，为了震慑黑道，他再度祭起了“就地正法”的旧招，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拿到了杀人权的李鸿章，究竟为这一次重拳打黑出动了多少兵力，难以统计。但仅在新会、顺德及香山交界一带，负责清乡的连州代理知州李家焯，手下的兵力就有1200名，并有12艘巡船配合（《申报》1901年1月16日），而此时（1900年年底），早已过了李鸿章打黑的高潮，其打黑高潮时的兵力之大，亦可见一斑。
而在这次打黑中，李鸿章究竟“就地正法”了多少人，更是缺乏确切的数字。澳门《知新报》曾报道：“半年以来各属拿获正法不下数百余名”，但报道出笼时（1900年3月1日），李鸿章的打黑才刚刚开始，“就地正法”的权力还没到手，显然，“数百余名”这个数字是偏小的。至于瓦德西的日记里说的五六万人，似乎又大得比较离谱。具体的数字，在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大清国，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了。
可以肯定的，一是李鸿章的确大开杀戒，即使没有起到震慑黑道、树立法制权威的目的，也绝对达到了树立李鸿章本人权威的目的。在庚子年由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激起的动荡局势中，广东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为之后全国的复苏打下了基础。二是即使李鸿章大开杀戒，其效果依然有限，广东的黑道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李鸿章的后任们依然必须面对这个棘手问题。甚至到了民国，曾经将黑道作为依靠力量、乃至主要依靠力量的新政权，也不得不在当权后调转枪口，大力镇压黑道，“就地正法”，搞得广东到处血雨腥风。
分寸
李鸿章打黑，将锋芒严格限制在黑道造成的普通刑事案件，而不涉及黑道所参与的政治案件，这种刻意“不问政治”的打黑，正是李鸿章最大的“讲政治”。
李鸿章的打黑，虽然杀得人头滚滚，却还是谨慎地拿捏着分寸。
“打黑”本身，并非一味杀人，而是剿抚并用，这是广东官员们的传统做法。在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战争时，广东扩充军警队伍的主要兵源，就是招抚改制后的“黑道”弟兄们。如今李鸿章打黑，国际国内形势更为严峻和不可预测，李鸿章自然就更为谨慎，把打黑放到了“讲政治”的高度。最大的表现，就是李鸿章打黑是“打人而不打帮”，只抓刑事案件，不碰政治案件。
广东的涉黑政治十分复杂，与朝局紧密相关。
1月24日（农历腊月廿五），李鸿章到达广州仅6天，北京传来消息，正式册立溥为大阿哥（“己亥建储”），作为同治皇帝的后裔。虽然没明确宣布其接班人的地位，但普天之下都明白了，这是为光绪皇帝选的接班人兼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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