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邓小平:15岁离乡后终身不回老家
摘自《新湘评论》2011年第16期
傍晚时分,在四川广安协兴镇那条由石板铺砌而成的老街上,孩子们尽情玩耍嬉戏。如果不是家家户户的墙上都贴着的邓小平画像,这里古风犹存的民居看不出与川东其他任何一条老街有什么区别。
街道西侧就是北山小学堂。1911年,邓小平在这里第一次接受到了算术、体操等新式教育。那时侯,他还叫邓希贤。8年后,15岁的邓小平离开广安。从那一刻起,他就再也没有回过这个曾留有他无数童年印记的地方。
邓小平,终生未回过生他养他的故乡,这在已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并不多见。不论是上世纪50年代在重庆工作,还是后来几度经过成都,与家咫尺之遥他都未曾回过一次。
第一次见家乡父老
尽管不回家,但小平每次回成都,只要有时间的话,都要见一见家乡的父老,他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家乡。
1978年2月1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给时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欲治打来电话,说中央有人来四川视察,让他组织几个人到成都去一趟,送一份广安县1977年的生产简报,顺便带点土特产。
对方没有说明来者是谁,但邓欲治已经猜到可能是邓小平,因为他在前一天的《四川日报》上看到邓小平刚从缅甸结束访问回国,并将在成都逗留几天的消息。如果他的猜测没错的话,这将是邓小平自离家之后,第一次会见家乡父老。当时,邓小平恢复党内工作还不到半年时间。
当天下午2点,邓欲治一行3人从广安出发,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了十几个小时到达成都。接待人员将他们安排在四川闻名遐迩的金牛坝招待所休息,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地方一般只有首长才能住,高规格的接待让邓欲治感到这次要见的人肯定来头不小。
虽然奔波了一夜,但邓欲治没有睡意,只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就早早地起来了。掀开窗帘,招待所外的操场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当他从人群中发现邓小平的身影时,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泪水夺眶而出。
“那会儿很冷,我们大伙都穿着棉大衣,小平却只穿了件灰色的中山装,精神特别好。”邓欲治记得很清楚,那天离农历正月初一还有15天,一个上午,小平都在与来访的人合影留念。
吃完午饭,工作人员便通知邓欲治,邓小平要在下午4点接见他们。邓欲治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终于可以代表家乡父老见到邓小平了,紧张的是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官,不知道到时候该说些啥好。要是邓小平问起家乡的情况,回答不出来怎么办,邓欲治不免有些担心,他把那篇早就烂熟于心的生产简报背了又背。
“小平当时穿着拖鞋,从侧面小门进来。”一看见邓小平,邓欲治和其他两位同志立即起身问好。“随便坐,随便坐。”邓小平用家乡话说。
接下来的30多分钟,他们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交谈甚欢。农业是小平最为关心的话题,邓小平不仅用心地计算着人均粮食产量,还对种子培育、水渠修建等提出了非常细致的建议。对此,邓欲治感到十分惊讶。“他说话很实在,从头到尾没讲过一句空话。”
临别前,他对邓小平说:“全县百万人民都盼望邓副主席回广安检查指示工作。”话音刚落,站在一旁的卓琳就接过话说:“他很忙。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回去向县委和百万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感谢。”这时,邓小平没有说话。
怕惊动地方
其实,被婉言拒绝的不只邓欲治一个人,王仁全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1986年,邓小平回成都过年。正月初五上午8点,他在成都金牛宾馆接见了当时的广安县委书记罗国兴,副县长王洪峻,以及办公室主任王仁全。
“终于见到父母官了。”王仁全回忆说,还没等他们开口,邓小平就先发话了。邓小平在肯定家乡变化的同时,提出了期望:“跟其他地区相比,广安的差距还很大,群众还不富裕,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现在,这句话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广安街头。
罗国兴在跟邓小平道别前,提出请他回家乡看看的想法,小平身边陪同会见的王震说,小平工作特别忙,没时间回家。邓小平没有像上回那样一言不发:“请你们回去代我们向家乡人民问好。”
下午3点,邓小平安排夫人卓琳跟他们再次座谈,主要针对上午汇报的情况进行具体了解。座谈结束后,罗国兴再次向卓琳提出请邓小平回家乡看看的要求,卓琳回答:“我们回到了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
邓小平为什么不回家,始终都是一个谜。
上世纪80代末,自贡灯展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邓小平在船上观看,在一旁采访的四川电视台记者郑兴光也是广安人,他问小平,这么多年过去了,就没想过回乡看看吗?小平摇着头说:我怕。
他怕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毛毛(邓榕)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所交代:“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乡看看,跟他要求过好多次,可他就是不让,他自己不回也就罢了,也不让我们回去。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也说:“我父亲说回去这个找你办事,那个也要找你办事,太麻烦。”
故居保护风波
邓小平不愿回家符合他一贯低调的行事风格,即便是对其祖上三代人居住过的“邓家老院子”,他也坚决不让进行任何维修。
1951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四川陆续展开,当时邓小平的家人已悉数离开广安。按照邓小平本人的意见,当地政府将他的故居分给了11户人家居住。
“文革”结束,邓小平恢复领导职务以后,到其故居来参观的国内外游客越来越多,而当时房屋因年久失修已经破烂不堪,让游客印象“深刻”。
故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修缮已势在必行。1980年春,广安县委决定对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宅,进行第一次维修。可这一举动居然惊动了小平本人。
作为此次修缮负责人的邓欲治回忆,那次只是添了点瓦,补了补墙壁,在门口栽了些树,还修了条便道,总共花了一万多块,都是县财政上出的。因为那11户人家仍旧在里面居住,所以修缮之后的故居情形并没有好多少。但是,邓办(邓小平办公室)先是通过四川省委过问此事。打那以后,广安县委再也没敢对故居进行过维修。
直到1986年春天,邓小平在成都第二次接见广安县委书记时,事情才有了一点转机。
王仁全回忆说,在下午的座谈会上,罗国兴向卓琳请示:故居太烂了,要不要维修一下?卓琳思考了一会儿说:“你们要把钱用在人民的事业上,故居保留下来就行了。”回来后,县委召集所有部门的领导开会反复琢磨卓琳同志这句话,到底修还是不修?卓琳并没有明确表态,但她也没说不修。讨论的结果是,还是要继续修,要不然故居就会烂掉。
1987年,身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蔡世武组织进行了第二次维修。这一次,无论是成本还是效果,比第一次都有很大提高和突破。
亲情至深
如今,小平故居不仅修缮一新,周围还建成了故居陈列室、铜像广场等设施,整体上形成了一个830亩的纪念园。故居对面,过去那种老式木板房已经被一栋栋别墅所取代,其中一栋就是邓小平的表弟淡文全的家。
淡文全的父亲淡以兴是邓小平的幺舅,只比他大一岁。邓小平对淡家一直以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淡文全都记得很清楚。
50年代初,小平在重庆工作的时候,就把幺舅接了过去住,后因生活不习惯又回到农村。老人回家后,由于体弱多病,生活困难,邓小平每月都给他们寄钱,从5元到15元不等。
文革期间,由于是小平的亲人,淡以兴也受到了牵连,说起当时父亲被北师大学生批斗的场景,淡文全犹历历在目。从此,彼此的联络也一度中断了好几年。
1968年,淡以兴试着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询问邓小平的下落。几个星期后,淡以兴竟意外地收到了卓琳的回信,信封下方的落款是江西省委秘书处。
卓琳在信中说,他们在江西生活得很好,知道幺舅因为小平受了不少苦。最后,卓琳还附上40元,作为生活费。为了不给广安县领导添麻烦,1978年,当邓欲治在成都跟小平告别的时候,卓琳同志还特别嘱咐他说,让县里不要特别优待幺舅,“我们寄钱给他,每月10元,够他花的。”
1985年,淡文全的3个孩子都刚刚初中毕业,一时因工作难找而赋闲在家,淡以兴写信给邓小平,想请他帮忙解决一下。邓小平在回信中委婉地说,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会考虑的。后来,这事也就没了下文。现在,这3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其中两个在成都打工,另一个帮忙打理家里的饭店生意。说到这儿,淡文全淡然一笑,他后来也知道,小平也有很多为难之处。
无论是自己的亲人,还是家乡的父老,邓小平对他们都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愫。每个人都有着浓浓的乡情,而从15岁离开广安开始,直到1997年驾鹤西去,78年间,他的脚就再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令人唏嘘感叹。
广安人都说小平不但没回去看过一趟,更没有给他们提供什么特别的政策。改革开放之初,当沿海城市一个个崛起的时候,广安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因为伟人邓小平不仅属于广安,还属于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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