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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评邓小平南方谈话 称既得利益不应固定

www.sinoca.com 2012-01-19  东方早报



  建议研究将劳动力

  当作资本参与分配

  东方早报:邓小平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您认为,什么是共同富裕?现在“富民”是否已经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的关键课题?

  任玉岭: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走共同富裕道路,至少是要让90%的人老有所依,少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住有所居。10%困难的,由国家慈善事业或者特殊的社会保障来支持。

  在我看来,在中国70%人口要达到共同富裕是应当考虑的,把他们作为中产阶层来发展。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年收入达到六七万元是中产阶层。在我看来,只有这个人数达到总人数的50%,才能构成中产阶层,这样才可以形成收入的橄榄形结构。

  现在有些人所讲的中产阶层收入份额,实际上在当今处于富人一端,中产阶层还没有发育起来。现在中国的收入结构,就像一根棍子举一个大草帽一样,绝大多数人还处于低收入状态。

  据报道,个人所得税标准为1600元的时候,工薪阶层纳税比率为20%。后改为2000元时,能纳税的人是21%,现在调整为3500元,纳税比率为30%。也就意味着70%的人在3500元以下,年均收入在4万元以下。

  富民的观点是对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因收入低下造成社会问题增多的情况下,要考虑我们的富民政策。

  首先要考虑的是分配制度。虽然整体工资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其在GDP所占比重与1990年代相比在下降,这是不应该的。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是企业高管的1/98,而世界上最低工资平均值是GDP的50%,公务员工资的1/2,企业高管的1/5。广大一线劳动者收入过低,不是仅靠一些救济和中央转移支付就可以解决的,最终是要靠劳动分配,提高工资比重。社会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按劳分配。我们现在是过分注重资本分配,资本在分配中的权重过大,是民众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

  现在有人提出要考虑将劳动力作为资本参与分红。这是马克思当初没有提及的,但是确实很值得研究。现在工人只是被雇用,拿的工资是雇用费,没能享受到企业红利。我们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应该让劳动者把劳动力作为资本,参与企业红利分配。这个问题可供理论界展开讨论。

  缩小收入差距问题

  制定遗产税很重要

  东方早报:温家宝2010年4月曾撰文指出,“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今仍相对滞后”。要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是什么?有人认为,这一改革就是政府要减少自身和国企的收入,那必然动力不足,您怎么看?

  任玉岭:党的十五大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也在10年前作过政协提案和在《经济界》杂志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在我看来财富是一个恒数,我们有那么多人口,蛋糕怎样切,这是改革收入分配的关键。少数人占有过多,必然造成多数人穷,因此要从少数人占有过多改起。在我们老龄人口将过2亿,社会迎来“四二一”人口格局情况下,需要提早为我们的第三代考虑他们的负担问题。

  在我看来,国家要制定遗产税。我1980年代初到英国去考察时,他们的工业部长告诉我们英国遗产税是80%,20%留给亲属。我觉得如果有了遗产税,大家的发展都是为了社会,这时候,很多事情就好办了。现在机制问题没解决,大家都在拼命赚钱,拼命为亲属、为子孙找钱,不仅导致人情关系代替了政策,而且也为贿赂腐败埋下了祸根。现在很多社会乱象实际与没有遗产税有关。

  东方早报:邓小平说:“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任玉岭:我认为,随着我们经验的积累和丰富,连续高速是可以的,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是好的。稳,实际包括稳定物价、稳定增长、稳定社会。

  总的看,中国需要加快发展,但一定要协调发展,“五个统筹”不可偏废,特别是城乡统筹发展和区域统筹发展对稳中求进意义重大。

  国有经济应关照地方

  而不能完全利益化

  东方早报:近年来,有关“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话题不时地成为热门话题,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

  任玉岭:根据当今发展实际,我认为需要用两个层面来理解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第一个层面是存量和增量要相区别,存量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可以放开,让它继续市场化。增量,即新增加的项目应该有计划,需由国家来引导调控,搞好顶层设计。另一个层面是国有和民营要区别开来,国有经济要靠政府调控,民营经济可以在政府指导下进一步市场化。

  国企应更多地接受政府调控,使其为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多做工作。国企不能想投资什么项目就投什么项目,也不能想去哪儿投资就到哪里投资,国有经济要考虑到地方的发展需要,而不能完全利益化。

  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及国有与民营的关系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东方早报: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困境是什么?

  任玉岭:这些年我每年都要跑20多个省市调研,根据我的直观感受,两年前我总结出七个不能持续和八个必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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