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时期,毛泽东常常由于紧张过度、用脑过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额用力地揉搓,闭目叹长气。这时江青便打开她从上海带来的那架手摇留声机,为毛泽东放几盘京剧唱片。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几张唱片翻来覆去听,每次听过之后,毛泽东都显出一种精神获得调节之后的安宁和愉快。他有时还惬意地点头说:“好,很好,再放一遍吧。”
不过当时一直在毛泽东身边的李银桥回忆说:“江青在表现出她的种种优长之处的同时,也不断地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这些缺点和弱点仿佛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再也改不了,并且不断发展,终于造成与毛泽东感情生活上的裂痕。”“江青来自上海,受现代文明熏陶,未必不是好事。她也有深入工农群众,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愿望。但是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使她始终不曾与任何一名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她甚至始终未能与她的丈夫毛泽东感情融洽,心心相印。”
当时从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就可以表现出江青品格上极端狭隘自私的一面,而且条件一好便追求享受,并想居于他人之上。例如,她在毛泽东忙于工作时常常无事可做,便找警卫员打扑克。那时革命队伍中讲究人人平等,没有人有意让她赢。当她打输了时,便称别人偷看了自己的牌,竟为这点事向毛泽东提出要把赢了的警卫员从工作岗位上赶走。对阿姨做针线活一类小事不满意,也是当面训斥甚至发出羞辱性的挖苦,搞得人家哭鼻子。
中央机关的生活条件一改善,江青又要耍威风。从陕北到西柏坡后,房间里装了电铃,她也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不管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江青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只听她懒懒地指着他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其实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须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按电铃下命令,也不愿意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回来对李银桥反映了此人“越来越习惯于指手画脚”。 对这些,毛泽东当时一再生气地批评她说:“你就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一些事情上江青还拿出当年在上海十里洋场养成的作风,会撒泼要挟。
据当时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警卫副官龙飞虎回忆,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逼延安时,毛泽东坚持到最后才肯走。江青便跑去闹,要求马上离开。毛泽东开始和颜悦色反复说不要紧,而江青却大哭起来说什么:
“你当然不着急,到了紧急关头,有人会抬着你跑!谁管我们啊!”
毛泽东气得吼起来,把桌上的缸子都摔到地上,怒斥说:“滚!给我马上滚!”
李银桥等警卫人员都说,江青每逢被毛泽东训斥,往往都是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每次同毛泽东闹了矛盾,都要找周恩来诉苦。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往往能调和关系,当时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不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其实周恩来对江青一向并无什么好的看法,只是他组织纪律性强,从不背后议论,不像延安其他一些领导人那样经常对这个“三流演员”发些不敬之词。
更糟糕的是,江青从这时起便显示出在人际关系上愿意拨弄是非,经常添油加醋地在毛泽东面前讲一些人的坏话。此刻她还不能涉入高层政治生活,攻击的还是些身边的小人物,以致于秘书和警卫人员都被她得罪遍了。
看到这些情况,毛泽东对找个江青这么个老婆也有些后悔,不过他已经是最高领袖身份,感到也不便再轻易离婚。对此,李银桥回忆说,在陕北时就有过这么一件事:
“下午,我服侍毛泽东起床。他坐在床上抽烟,一支接一支。他向我诉苦。讲了很长时间,声音沉重,很有些伤感。大致意思是:你是我的党小组长,我心里有不痛快的事,要跟你说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就把她赶走了。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现在怎么办?我现在的身份,我的具体情况,离婚也不好。江青没大错没大过,现在离婚同志们会有看法,日后会有各种说法。不离婚呢,就背了个政治包袱。唉,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
对于江青拨弄是非说别人坏话,毛泽东有两次听了嘀咕,都是望着江青说:“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
在陕北时,毛泽东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使这些人几十年后都有深刻印象,这话是:
“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下场还是很有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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