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中国社会改革加速

　　南巡讲话20周年，期待改革有新突破

　　2012年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一个是美国总统大选。国际社会都在看中美政策会有怎样的连续性和变化。可以说，十八大对中国的持续崛起意义重大。目前中国有关经济转型、科学发展观等发展目标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已经确定，这些政策不会大变，关键是怎么执行，怎样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主要是进行经济改革，但经济改革带来一些负面效果。从2002年十六大开始，我们开始提经济转型、科学发展观，提出社会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橄榄型社会等等，中国改革也随之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些概念表述不同，但其实都表达一个意思———中国需要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如何找到社会改革突破口?这里可以作一些历史比较。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整个80年代都在实验，但一直没有突破口。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找到了突破口。而从2002年提出来开始的社会改革，到现在内容也在不断丰富，目标逐渐明确，比如社会低保、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保障房建设也开始慢慢做。社会改革正如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一样，能做的也开始做了，但缺少一个重大的突破口，将社会改革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今年是南巡讲话20周年，十八大后能否找到改革的突破口，这是国内外最期待的事情。

　　所谓的突破口就是说，任何改革不可能全面推进，全线推进，只可能在某点突破。1992年南巡讲话后所产生的突破口有几个：1994年的税制改革，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以及后来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入WTO，这些都构成了目前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制度。这些制度都已建立，大的经济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已没有了，当然它们仍需进一步完善。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和国企的改革还要深化。

　　我认为，未来主要突破口应该在社会改革上寻找。社会改革包括几个方面，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保障房等。所有这些全面推进也是很难的，其中一两个方面有突破口就很不错。这些社会制度如果建不好，消费社会、内需型经济就难以形成。不过，我并不赞同中国建设福利社会，因为中国还没有全面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谈欧洲式的社会福利并不现实，也往往误入歧途。等到中国到了中上收入阶段，福利社会才会有可能。但是，中国必须确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需要庞大的中产阶级

　　围绕社会改革，未来中国要做三个方面的事情：一个是社会制度建设，一个是深化经济改革，做好经济转型，转向内需社会，还有一个就是要防止社会激进化。做好第一点是做好后两点的基础。目前中国社会的抗议、群体性事件很多。如果社会制度建设不好，社会很容易激进化。靠所谓的维稳、社会管理和强力机构等，远远不能解决这些社会激进化的问题。维稳的做法是防守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经常用钱买稳定，结果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用钱买稳定是最差的，还是要走到民主法制的道路上来。

　　中国前不久将贫困线提高了，增加了1亿多贫困人口，表明社会还很贫穷，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稳定的社会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和谐社会、橄榄型社会都需要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受到挤压的话，社会就不会稳定。这在西方也一样。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欧债危机引起的大量社会抗议，很大程度上因为中产阶级受到挤压，所以社会不高兴。

　　中国社会要稳定，就需要逐渐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从亚洲四小龙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途径只有一条：在做好这些基本社会制度建设的同时，逐渐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比如上世纪60年代日本有工资倍增计划和终身雇佣制，台湾、香港等地则有扶持中小企业的计划和社会保障。它们花了20多年就培育了一个庞大中产阶级。中国大陆现在做得比较迟，但并不是建立不起来。中国的收入分配要做到公平，就需要做好劳动保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提防政治改革激进化

　　中国社会蛋糕分配不公现象很严重。但不能把社会改革简单理解为分蛋糕。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以更公平的方式分蛋糕。简言之，就是以更公平的方式做大蛋糕。目前经济改革深化不下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改革跟不上。

　　社会主义是欧洲的产物，如果欧洲没有社会主义运动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欧洲社会制度。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拯救了市场经济，也拯救了资本主义。苏联消灭了市场经济后走了一条贫穷社会主义之路，所以走不下去了。一个很好的社会是既有经济发展，也有社会公平的。因此，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做好社会制度的建设。

　　中国的崛起能否持续，取决于国内，取决于中国能否做好经济转型，把自己的经济结构调整好。国际环境对中国是不利的，美欧危机不是两三年就能走出来的，需要很长时期，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目前欧美也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需要结构转型。欧美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来应付解决危机，问题是欧美现在产生不了强有力的政府。很多问题西方自己调整不了，就怪发展中国家，怪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中国的发展很不利。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要在政治上找改革的突破口，很容易出现政治激进化现象。有些人动不动就说，改革进行不下去，要搞政治改革，似乎政治改革可以解决一切。政治改革当然要进行，但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政治激进化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噩梦。如果能在社会改革上找到突破口，那么中国社会稳定就有了基础。（作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