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套人民币五角币(资料图)
至今珍藏着一张中国人民银行在1972年发行的一张五毛钱的人民币纸币。这张五毛钱纸币已不再流通,淡出了普通人的视线,现在要见到,八成得去钱币收藏市场寻觅了。
1972版五毛钱纸币,不过巴掌大小,蓝色成为其主色调。在这版纸币的正面,是一张纺织厂细纱车间的图案。细纱车间图案中绘有三位纺织女工,左边是个正在换粗纱的女工,右边是个巡回中的挡车女工,正中央则是一个推着落纱机的女工――这,就是我。
现在,据说这种1972版人民币五毛钱纸币在钱币收藏市场价格不菲,人们关注它的,更多是价格与升值空间。但对于我来说,1972版人民币五毛钱纸币,记载了我的一段人生经历。
我在汇文一小上的小学,中学上的是女八中。1966年高三毕业,正当毕业考试结束,准备迎接全国统一的高考填写志愿时,“文革”开始了,求学之路就此戛然而止。
不幸接着降临,1967年6月8日,父亲因癌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6月1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的右下角,登出了父亲的讣告――“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逝世……”。父亲的追悼会也是这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周恩来总理参加了追悼会。
父亲在病危时,曾对母亲说:“以后要是没有人养你,你就去做工吧。”父亲去世后,母亲得到了民政局给行政级别三级的干部遗属发放的500元抚恤金,以后就没了经济来源。那时,我的哥哥姐姐们或身处逆境,或发配外地,只有我在北京,能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而当时摆在我面前的路似乎也只有一条――上山下乡。当时我想的最多的,是如果我去上山下乡,谁来管母亲。
母亲患有糖尿病、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等多种疾病,每次心脏发作都要立即送医院注射西地兰。如果我离开北京,母亲再无人照顾了。万般无奈,我以母亲的名义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等待了三个月,终于在1970年新年到来之前有了回音。
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我被安排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棉纺分厂,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这也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以来第一个工人,一个地地道道的纺织女工。
我在细纱车间挡过车,落过纱,还在试验室当过实验工。1972版人民币五毛钱纸币上的画面,就是在我们车间设计的。那画面上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细纱车间,而中间那个推着落纱机的女工就是我。只不过在这张人民币面市之前,我并不知道此前常在我们车间出没,不时拍照画画的人,就是这张人民币的设计人员。
记得发行这张纸币的那个月,我们每个人的工资里都有一张这样的新币。发工资那天,我还没进厂,路上碰见了我师傅的女儿,她远远就冲我喊:“钱上有你!”当时我未解其意,等进了车间,师傅才告诉我,以前在我们车间照了许多相的那些人,就是这张五毛钱的设计人员。这张钱中间那个推落纱机的女工,就是照我的照片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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