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脚投票的“洋高考”旋风

　　向往“素质教育”

　　陈子璐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她希望能够到美国攻读政治学专业。她对国际政治颇有兴趣，曾经在两年前赴美参加一场多国学生共同组织的“模拟联合国”活动。当时和外国学生的交流让她体会到，外国学生的政治学知识和素养要比国内学生强上一大截，这坚定了她赴美留学的信念。

　　陈子璐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向往具有代表性。她说，美国大学自由、开放和多元的气氛很适合自己;在全球化时代，能够在美国接受宽口径的通识教育，参与丰富的课堂讨论，并与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学生进行交流，都对个人素质的提升大有裨益。

　　学者们大多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高等教育，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有着显著差别。以美国为例，高等学校类型多样，除了满足最基层需求的社区学院，美国的高校分为综合性大学、研究型大学和文理学院等多种类型，不同学校在学科设置和教学重点上各有侧重。与国内所有大学都一味追求新建博士点、硕士点不同，美国有专注于本科教育不设研究生院的文理学院，而这些学院正日益受到中国留学生的欢迎。

　　文理学院的专业设置，以基础的人文和自然学科为主，基本没有工程类学科，因而其教育也少见实用主义的功利色彩，而是以“自由教育”为标榜，重视培养学生的深厚文化积淀等内在素质。陈子璐希望就读的就是文理学院，对于她而言，文理学院能够提供她想要的优质本科教育。没有研究生院，保证了文理学院的教师能够全身心投入对本科生的教学，也不用担心在其他学校存在的研究生代替老师上课的现象。文理学院实行小班教学，一个教学班人数在10人到30人之间，丰富的课堂互动，让“教学相长”成为可能，而多元化的学生来源，更让课堂讨论成为不同文化和种族之间加深理解和交流的平台。

　　通识教育也是美国大学教育的显著特征之一。美国一所文理学院的毕业生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在文理学院，一个学生需要学习包括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在内的多种课程才能毕业。如果有学生选修的课程类型过于多样和独特，甚至还可以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独一无二的专业。在其他类型的高校，学生也同样可以在不同学科大类中自由选择课程，选修课也占很大比例。宽口径的本科教育，使得美国高校转专业自由而容易，换过两三个专业的学生比比皆是。

　　柳文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他感觉在自己所在的学校，大家只是忙于做题，和高中生差不多。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认为，中国大学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中学教育的延续，急功近利的唯分数论泛滥。他说，当国外大学生自主学习的时候，国内大学生在疲于应付考试。由于片面地追求难度，许多学生甚至很难完成学业，在一些一般大学的理工科专业，不少学生都因此留级、辍学。他认为这样的教育方式让许多很优秀的学生找不到自我。

　　康健更对财新《新世纪》记者指出，中国教育体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在于它不是一套选拔机制，而是一套淘汰机制。“中国教育是大筛子，不是扬水机。”由于评价标准单一，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没有足够的包容，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在国内压力太大，就把孩子送出国。“这实际上是个教育理念的问题。”康健说。

　　随着近年来高校扩招，导致中国高校越来越倚重各类“容易就业”的实用学科，而在美国则有一套鼓励本科生学习基础学科的机制。例如，中国近年来法律系学生数量膨胀，面临着严重的就业困难，美国却没有像中国意义上的法律本科教育。美国的法律基础教育JD，只对在美国已取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开放，因此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法学学生，都具有其他学科的本科教育背景，因而有着中国法律系学生所不可比拟的开阔视野。

　　在中国学生们看来，思想自由也是境外大学的重要特征。学生可以很自由地在课堂发表与老师不同的观点，考试评价机制也不以“标准答案”为依归，而更多考查学生有无独立思考和独到见解，这种氛围深受中国学生羡慕。事实上，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等多项机构的研究都曾指出，中国学生的数理计算能力、语言能力等总体而言强于国外高校学生，但中国教育仅强调对基础知识的熟练掌握，学生的创新能力成为短板。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深化，不少中国父母亦希望孩子能通过留学获得国际视野。张林是二线城市一家媒体的编辑，已把儿子送到香港上学。他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国际化环境和英文教学培养出的世界公民，符合这个时代的潮流。”

　　借鉴“洋高考”

　　之所以中国留学队伍年轻化，出现“洋高考”热潮，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教育改革严重滞后，高等教育水平与整个社会发展现状不相适应。

　　熊丙奇认为，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是一个顽固的计划体制堡垒，从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到管理技术上，都远远不能适应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需要。

　　他担心，随着越来越多有条件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出国去读书，以后国内的高等教育改革将更不被人所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会进一步下降。

　　杜克教育总经理吴雨浓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则表示，“洋高考”强调的人文素质和批判性思维是教改的方向。他认为，借鉴“洋高考”的理念和技术，可以帮助中国培养创新型人才。

　　但许多教育界人士并不像吴雨浓这样乐观。康健认为，中国大学现在根本没有危机感，完全没有进行体制改革的动力，“现在的高校真要到难以为继的时候才会去改”。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大学教育质量差，病根子在于行政化。由于教育体制高度行政化，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掌握着从高校人事任免、财政管理、学科设置、课程内容等各方面的权力。高校没有自主权，因而中国内地的高校都是教育长官意志的被动执行者，学术建设和人才培养缺乏真正的活力。虽然教育改革的口号叫了十几年，但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一直停留在技术性枝节上，没有触动过教育行政化的总病根，导致中国高等教育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直接推动了学生们向国外走。

　　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储朝晖分析，如果有了良性竞争，就能推动国内高校主动改革。但国内高校目前还并没有明显感受到国外高校的竞争压力，也没有改革的动力。长此以往，随着优质生源的流失，国内高校将会在世界高等教育竞争中继续沦落。（实习记者：王箐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