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谈文革只会出现在中国:毛泽东认识到了问题

　　[导读]邓小平说：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

《人民日报》刊发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资料图）

　　本文摘自《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凌志军 马立诚著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几年里，我们国家的民主思想，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当中迅速成长起来。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历程的时候，邓小平说过一句话：“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是在这一年12月13日说这一番话的。大约13年后，胡绳在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邓小平的这一次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还说：“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胡绳还注意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民主的讨论。他说，全会公报对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作了较详尽的论述。会议认为，由于还存在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绝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必须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人民拥有“充分的民主”?下面这些话引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将民主看做一种制度，并且将民主与法制联系起来，在我们党的文件当中，这是第一次。

　　大约从这时起，党内的舆论也开始将民主看做一种制度。

　　党的文件将民主视为一种制度，这一点显然与邓小平的引导有关。根据现有的文字记录，邓小平最早表述他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是在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的时候。那一次，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考验，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依照我们党的既成制度，这样的报告，是一定要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并且经过政治局讨论的。这大约可以证明，当时党的领导中枢已经从制度方面来认识民主的问题。毛泽东说斯大林在苏联造成的悲剧，不会在西方国家发生，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明。然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样的思路没有能够延续下来。

　　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有机会直接采访邓小平。当法拉奇对中国能够避免再次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表示怀疑的时候，邓小平并没有驳斥她。邓回答：“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10天以后，邓小平的一个讲话被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就是他在1980年8月18日这一天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的讲话也是围绕这个题目展开，其中包含了他的许多非常重要的思想。

　　邓小平说：

　　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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