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项监测指标来看,2010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年的0.412,实现程度为79.8%。”在2011年的年末,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将公众的视线又聚焦到了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上面。
虽然这份通篇使用数字来表达中国与小康社会距离的报告对于基尼系数使用了“略高”这样的一个模糊的形容词,但也有不少人士注意到,自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国家统计局再也没有对这项统计公布过具体数字。
“后来的基尼系数肯定是算过的,不算他不知道,无法比较。”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猜测。
自从1988年参加经济学家赵人伟教授主持的中国社科院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以来,在过去20多年间,李实共进行了4次关于基尼指数的大型调查和测算,结果分别为:1988年0.382,1995年0.455,2002年0.454,2007年0.48。
这个后来由李实牵头的课题组所测算的基尼系数多年前早已突破所谓0.40的“国际警戒线”。“2010年,基尼系数估计已经达到0.50的水平。”李实估计。
城乡差距约3.3倍
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一个指标,通常用字母G表示,其值在0和1之间。G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一般认为,0.4以上的G值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G值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然而,这样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指标,在中国却不得不面对特殊的国情。
“目前,我国城镇和农村基尼系数可分别通过城乡居民住户收支调查的原始资料计算得出,但由于我国城乡居民的住户调查尚未一体化,所以,还不能直接通过住户调查资料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只能根据城乡居民住户调查收支分组资料估算得出。”国家统计局的《监测报告》在注释中对无法公开基尼系数的原因解释道。
事实上,国家统计局的调查队至今仍区分为农调队和城调队,数据无法自然接轨也在情理之中。至今,仍有不少经济学者倾向于将农村与城市的基尼系数截然分开。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提出:中国是个二元经济的国家,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结构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别很大,不能笼统地用基尼系数来说明问题,应按中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来分析。而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教授程永宏的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研究文献都只关注农村或城镇内部基尼系数,对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定量研究极为有限。
在十多年前,由于依赖国家统计局的城乡二元统计数据,许多学者也不得不分别计算农村、城市两者的基尼系数。例如李实的课题组1995年测算出0.455的总体基尼系数的同时也算出了农村内部0.34,城市内部0.28的基尼系数,两者都远低于总体的基尼系数。
如果只保留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分组基尼系数,则城乡差距将被人为抹平,参考价值将毫无疑问打上折扣。
在主张二元基尼系数的学者看来,无论是城市或农村内部,基尼系数都没有超过0.4的警戒线,因此可以解释中国社会仍然非常稳定。
而如果将城乡一体考虑计算,学界的估算值基本都在介于0.45-0.50之间,提醒着决策层保持警惕。“现在中国的城乡差距在3.3倍左右,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这是无法忽略的事实。”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对本报记者表示。
与统计局调查方法迥异
在2007年李实课题组第四次大规模测算基尼系数时,不仅分别测算城市与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也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而且,依旧采取了与国家统计局合作调查的方式。
“要保证基尼系数的可靠性,首先要保证抽样的代表性,其次是样本数据的可靠性,最后才是计算方法的问题。”李实介绍。
课题组所抽取的样本几乎都在一万份以上,而在2007年,样本数量更是达到了2.3万,都需要挨家挨户上门进行问卷调查。这样的工作量显然不是课题组所能承受的,选择与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合作成为了无法避免的选择。
“统计局进行入户收入调查基本上都有10万以上的样本,城市5万,农村6万,我们主要是从中选择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李实说。
尽管以国家统计局的样本为主,但李实的问卷却得出了与国家统计局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原因是两者的问卷有着一定的差异―在城市调查中,国家统计局只计算现金收入,而李实课题组除了现金收入之外,还让样本填写实物收入的情况,另外,对于自有住房者,除非其对外出租,否则统计局不计算其租金,但课题组则将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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