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死讯我刚听到不久，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的事，也说了不少学校里的抗日活动的事。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是用什么玩意儿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了这些事。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冈偷听了什么，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吉冈的这件引人疑心的举动，就是他太快地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选妃。
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刚死，我很悲痛，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地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
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
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我怕把他惹恼，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冈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吉冈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她训练回来呢。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冈说了，我要一个小学的，十四五岁的。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牺牲品。
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庭回忆末代皇后私密
孙耀庭回忆说：“通常婉容洗澡，从全身衣服脱光，到洗完再穿上，她不动一点儿手，全由宫女伺候。无论怎样，她都坐在那儿，始终纹丝不动。”
婉容洗过澡后，时常裸体，在澡盆边坐上好一会儿，上上下下地打量自己的肌肤。她这是“孤芳自赏”。因为皇上溥仪极少在她这儿过夜，即使来了，也是稍呆一会儿就走，两人之间根本就没有夫妻性生活。
每次皇后“例假”均由太监“禀告”
太监们关切婉容的私生活，胜过关心她的衣食。皇后每来一次“例假”，不仅宫女，连同太监人人皆知，当然皇帝溥仪更是必须清楚地知道。依例，婉容是先让年长的富妈找来太医院的大夫号脉。每当婉容一来“例假”，就得亲自去养心殿向溥仪“告假”。后来，溥仪与婉容不太融洽，这个差事就落到了孙耀庭身上。每月由富妈转告他，他再去溥仪那儿去“告假”。
“例假”过后，孙耀庭还得去一趟：“皇后让奴才来向万岁爷销假。”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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