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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有位英伦情人?英巴恪思爵士著作惹争议(组图)

www.sinoca.com 2011-12-23  广州日报


慈禧

  近日,一本另类新书在港台两地备受热议,这是一本与慈禧太后秘密情史有关、由晚清寓居北京的英国巴恪思爵士所写的《太后与我》。记者近日获悉,《太后与我》已经引进出版,将在图书订货会前夕公开发行。该书是一本自传体回忆录,以作者的宫廷奇特见闻为主轴,揭露诸亲王与军机大臣、后妃之间种种情爱,以及作者与慈禧之间维系多年的情史。

  慈禧拥有英伦情人,这是真实的吗?令人震撼的情节是不是英国巴恪思爵士在瞎掰?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清史专家及译者。

  本专题采写及图片翻拍(除署名外) 记者吴波

  传奇作者:

  英伦爵士北京隐士

  《太后与我》是埃蒙德・巴恪思男爵于1944年辞世前写成的一部手稿,写一个29岁的英俊异国青年,与一位67岁大权倾国的太后相爱。大陆著名作家阎连科翻阅该书后,连呼“奇书!奇书!”但也有人指责其“有计划、有步骤地伪造证据,欺世盗名”,完全伤风败俗。

  本书译者王笑歌介绍,埃蒙德・巴恪思,1873年生于英国约克郡列治文市,祖上是曾经显赫的奎克家族。巴恪思是长子,承袭男爵爵位,就读牛津大学。1898年巴恪思来到北京,他是个语言天才,除母语英语外,精通日文、拉丁文、俄文、汉语、满语和蒙语等多种语言,很快成为《泰晤士报》以及英国外交部的翻译。1903年,清政府擢升他为京师大学堂(后为北京大学)法律和文学教授。一年后成为英国外务处专员。 

  巴恪思的朋友描述他性格古怪,风度迷人,大凡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健谈风趣。但他却又是隐士。他在北京生活了45年,远离使馆区保护,穿衣打扮和生活习惯完全中式,抗拒与洋人打交道,竭力避免与西方人接触。

  1944年1月,71岁的巴恪思于北京病逝。临终前一年,在好友瑞士人贺普利医生资助下,巴恪思以回忆录形式写就在欧洲的年轻时代的《往日已逝》和晚清寓居中国经历的《太后与我》。但因战争等因素,加之内容极富争议性,使得书稿迟迟难以出版,贺普利将手稿复印多份,分转伦敦英国博物馆、巴黎国立图书馆、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学院图书馆。他在1973年逝世,友人将手稿留给巴恪思生前喜爱的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

  2007年,北京电视台的《科教观察》节目中,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向斯首次披露慈禧有过持续6年的跨国恋。

  正是北京电视台的这则报道,将众人的视线集中到埃蒙德・巴恪思这个人身上。 

  《太后与我》文学价值大于史料价值

  对话翻译王笑歌――

  《太后与我》文学价值大于史料价值

  广州日报: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有哪些难度?

  王笑歌:作者是一个罕见的语言天才,整部原稿作品是英语中夹杂法语、拉丁语、俄语、希腊语、日语,甚至还有地道的中文。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不是略懂皮毛而已,他在几种语言之间随心所欲地引经据典,自如转换,各国的历史、典故、奇闻、轶事信手拈来,要知道本书写作于1943年,作者当时已经是71 岁高龄,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更没有网络和搜索引擎的情况下全凭记忆写就,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这同时为翻译带来了莫大的难度。本书是在一名美国编辑的帮助下,先将各种语言全部整理成英文(原著中的中文除外),再由我译为中文。为了和原文的古朴相对应,我用了半文半白的语言。

  广州日报:作为翻译者怎么看原作者在中国的一生?

  王笑歌:巴恪思职业生涯中的辉煌时期是在1910年,1910年巴恪思与《泰晤士报》记者布兰德合著《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出版后旋即风靡世界。该书首次以独特视野,向读者展示中国帝制史上最后一位强权统治者慈禧太后与她所统治下的摇摇欲坠的清朝形象。翌年清朝灭亡,作者声名如日中天。巴恪思与布兰德又合著《北京宫廷回忆录》,在学术界颇受称颂。

  巴恪思于1944年1月辞世。他本该带着人们的尊敬归于沉寂。没想到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又旧事重提。1976年,特雷弗・罗珀出版了《隐藏的一生: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之谜》(之后再版,改为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北京隐士》)。该书指责巴恪思有计划、有步骤地伪造证据,欺世盗名,他的作品是一个自闭的同性恋的淫秽想象,是他“压抑扭曲的性欲的最后发泄”。随着《北京隐士》的出版,埃蒙德・巴恪思以及他对中国学术所做的一切被扔进故纸堆。他成了历史上一段野史艳闻,一段色情笑话。且不说若干年之后特雷弗・罗珀因为杜撰《希特勒日记》,其学术名誉和权威性令人质疑,单说仅凭一人之见,就将这本书的所有价值一笔勾销,未免因噎废食。

  广州日报:如何理解慈禧与本书作者的情史?

  王笑歌:对于此书的指责,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不实”,一是“色情”。就这两方面,我想可以这样理解:

  对于书中涉及史料的正确性,很难用真或者假一个字全盘概括。他与慈禧的情史可能是有的,但是否如此频繁,如此炽烈,则不得而知;他所描述的重大史实,例如慈禧和光绪的死,或许有道听途说的成分,但他笔下对宫廷贵胄、市井生活的描写,却细致入微。

  或许本书有虚构的成分,但就此指责作者故意杜撰、语不惊人死不休、欺世盗名则实属不公。要知道作者从1908年慈禧去世之后到1944年逝世,隐居北京近半个世纪,深居简出,很少与人交往。若要欺世盗名,则在这四十年间,不知有多少机会,何苦等到最后缠绵病榻的弥留之际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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