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沙沙，小轿车轻快地驶上长安街。周惠仰靠车椅背，两眼微眯，黑森森的目光透出一种哲学家才特有的那种隽冷的思考。
右侧已是天安门城楼，左侧是毛主席纪念堂，若照直前行，便会看到那堵“西单民主墙”。周惠觉得那根中枢神经被冥冥之中的手指拨动了一下，全身跟着颤动，万千念头便循着那拨动的旋律跃将起来：东边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最高象征，西边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各种无政府主义、反政权秘密团体的“圣地”。这一对相距两公里的对立物，现在都是北京最吸引人的“旅游景观”。外地来京人员，有的直奔故宫，有的直奔纪念堂，也有的直奔西单墙，更多的人是“一日三游”，定要将这三处地方都逛到，以感受那迎异的政治、文化氛围。
所谓西单民主墙位于西单大街东南侧，不过一堵长约二百米的灰色砖墙。由于它面对宽阔的长安街，位置醒目，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北京无数张贴大字报的园地之一。一九六六年这里率先贴出“打倒刘少奇”和“打倒邓小平” 的标语，到了“四・五”运动时，这里又率先贴出呼唤邓小平出山的标语和声讨“四人帮”的诗词。从一九七七年夏开始，这堵墙成为上访人员忆苦诉冤，争取公众同情支持的大字报集中地，并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进而吸引来外国记者和联袂而来的换了便衣的警察。于是，这堵墙不但位置合适作传媒。那形成的人文环境也是具有能充分发挥传媒作用的特点。
周惠毕竟久经政治斗争考验。他对中国封建传统的认识远比西单墙下的人们来得深刻，所以，他对中国建立、完善民主与法制的思考，也远比西单墙下的人们来得明确可行。
对于毛泽东讲“马克思加秦始皇”，周惠初始总是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到了庐山会议，渐渐看到并亲身体验到了可怕的消极面;再到“文化大革命”，更发现是一场噩梦;粉碎“四人帮”后，痛定思痛，反思毛泽东制定和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心论》，人多好办事的《人口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论，以及世界革命中心论，实在是给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和灾难性后果。由此再进一步沉思这些错误何以能在中国发生并在二十余年中受到多数人支持或容忍，便感觉到封建与迷信在这个文明古国所具有的深厚广大的基础。
他想起一位哲人的话：“迷信是人类本身存在的一部分;在我们以为已把它全部清除了的时候，它却藏身在最出人意料的角落里，而一旦它相信自己是万无一失，就又突然地冒了出来。”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中以反封建、争民主而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可惜，在破除旧迷信的同时却又建起新的迷信。这就不能不使人去看看这个民族及当时国民的素质。
毛泽东越到晚年越尊崇秦始皇。中国的皇帝制度就创始于千古一帝秦始皇，并且两千年不改秦制。
皇帝，至尊之称。皇者，煌也;盛德煌煌，无所不照。帝者，前也，能行天道，事天审帝，故称皇帝。
讲秦始皇“盛德煌煌”或者有道理，他创建了世界上最完善的封建制，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封建制度能比。公元前二二年，秦灭六国，统一人下，即废封建，设郡县;废世袭，派流官;中央集权，划一制度;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度量衡，在经济、文化诸方面为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建立了基础。颁行秦律于前，焚书坑儒于后;驱胡虏，筑长城;统四海，住“阿房”;天下大权集于中央，中央大权集于皇帝，则皇帝即国家，国家即皇帝，皇帝与专制合而为一。
毛泽东一生，建党、建军、建革命根据地;扫荡军阀，抗击日寇，打垮国民党蒋介石，在公元一九四九年一统天下。他一方面破除封建，设立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民主制度，创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便同时又讲“房子造好了，不能空荡荡吧?总要摆几个花瓶挂几幅画”。民主党派也罢，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也罢，不过是花瓶之类的摆设。他毫不讳言国家的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党领导一切”，毛泽东多次讲“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七十二个儒，我们超过他一百倍!”秦始皇“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毛泽东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天地不如毛主席，天地之子秦始皇怎么能与毛泽东比?
天下大权集于党内，党内大权集于毛泽东，正所谓“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
周惠每念及此，便不由得想起那位党内的秀才田家英。家英于人前人后，习惯称毛泽东“主公”。读历史故事多的缘故吧。主公震怒，整个中央委员会等于零，更无须提劳什子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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