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纪登奎：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
1974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北京
原标题为：毛、邓生前的最后一次政治碰撞
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以后，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地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说：
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这就是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的由来！
未料，这个提法遭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后来批评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
其实，“三项指示为纲”，何罪之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又错在哪里呢？
有人说，毛泽东在1975年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双轨制”：一方面让江青等人“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中“七个指头”的成果；另一方面让邓小平等人“促生产”，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三个指头”的问题，这就叫做“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
此话不无道理。
这时，毛泽东已82岁高龄，虽然头脑还清醒，但身体状况已很不好。他晚年的思想、心态，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他老人家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他又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然而，“文化大革命”进行八九年来的结果，却是生产下降，经济萧条，政局混乱，人民不满，这又是他不愿看到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了“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呼吁。而当邓小平狠抓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促进安定团结、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整顿，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候，他又担心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晚年毛泽东就是这样一种矛盾心态。
所以，当毛远新在他耳边“吹风”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说“三项批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时，他就信了，很敏感地信了！
于是，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企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能和他保持一致，统一认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总的评价是“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提出让邓小平按照这个基调，主持政治局会议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样既可以维护毛泽东的初衷，又可以堵住江青等人的嘴。在毛泽东看来，这正是他和邓小平继续保持合作的政治基础。
可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不肯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意向，说：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好一个“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真是一个“钢铁公司”，即使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面前，也梗直如故，刚正不阿！
据新版《毛泽东传》记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在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经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毛主席的头脑中是打问号的。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谢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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