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道德模范
在树立道德楷模这个问题上，孟宪兰也发现了一些变化：以前是“精英人物”，现在“草根化”了。
这跟娱乐圈有点相似，现在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喜欢简单淳朴毫无修饰的“草根艺人”，如“大衣哥”朱之文、旭日阳刚和西单女孩。
社会上的一些荣誉称号评选也越来越多地向“普通人”倾斜：刁娜入选“2011年度法治人物”；“全国道德模范人物”也如颁奖词中所说“是我们身边的平凡人，是我们的邻居、同事、同学……”
11月16日，济南市召开了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先进事迹报告会暨第三届全市道德模范表彰大会，市里拿出460万元奖励284名获全国、省、市道德模范称号的市民。
孟宪兰是这284名道德模范中的一员，她获得的荣誉是“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其他类型还有“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业奉献”和“孝老爱亲”。
孟宪兰是济南市杆石桥街道办事处春元里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记者从她的简介中没看到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
济南市文明办工作人员梁刚告诉记者，评选出来的每一个道德模范，身份都非常普通、平凡，有社区居民，有出租车司机，有学校老师，有炼钢工人……
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有人崇拜马云，有人酷爱周杰伦，也有人自我欣赏，没有哪个道德楷模能够像雷锋那样影响整个社会了。
■“每天都要做一件好事”
孟宪兰觉得，雷锋对他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至深的。
“我上小学的时候，天天唱《学习雷锋好榜样》，老师教育我们每天都做一件好事。”孟宪兰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很有意思，早晨上课的时候，发现教室的黑板被人用墨汁刷得漆黑，当值日员来了，发现卫生已经被人打扫干净了……而这些好事往往不知道是谁做的。
孟宪华1963年出生，那年毛主席亲笔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
那时候的媒介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可是没有人不知道雷锋，他的精神影响中国达几十年之久。直到今天，每年的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人们仍会以各种行动去追寻雷锋的足迹。
上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高考恢复。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用一支笔、几麻袋的草稿纸，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难题。
陈景润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年轻人最崇敬的人物之一，当时许多孩子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当科学家”。
孟宪兰说，当时几乎所有同学都拿陈景润来激励自己刻苦学习。
当时，对人们影响至深的人物还有人民的好公仆孔繁森，有以身扑火被烧死的少年英雄赖宁，有身残志坚的张海迪。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时候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都是大一统。”孟宪兰说那时候提倡的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我是祖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道德讨论和“靡靡之音”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道德大讨论，这源于大学生张华跳入化粪池营救一位老农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有人觉得大学生为救老农献出生命不值得，因为他活下来可能比老农对社会贡献更大；也有人觉得值得，人的生命不能有贵贱之分。
“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因为张华舍己为人的精神影响了不少人。”孟宪兰至今仍然保持着当年的立场：值得救。
但济南人民警察职业培训学院纪委书记于锦认为反方讲得也不是没有道理。“这种讨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不可能有的。”于锦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人们的思想已经开始解冻。
那时候，于锦和同学们偷偷躲在宿舍被窝里，关上门，用“半头砖”（一种便携式录音机――记者注）播放磁带，听邓丽君的歌，“听了她的歌之后才知道，原来歌还可以这么唱。”
在革命歌曲一统江湖的时代，邓丽君的歌被权威们抨击为“靡靡之音”。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是：中国女排。这应该是我们国家推出的第一个集体楷模。”于锦告诉记者，当时每逢女排比赛，学校专门给他们放假让他们看，“激动得巴掌都拍红了。”“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成为口号，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女排的热潮。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崇拜的偶像已经多元化，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于锦说，与以前相比，80年代人的偶像超越了传统学习生产型的范围，增加了爱慕型和消费型，同时，偶像的作用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呼百应、全民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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