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邓小平,朱德是了解的。
在不久后与人的一次谈话中,他明确表露了自己的心境:
“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思想上没有顺过来。看来经过整顿,生产上大有起色。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很好。要换班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台了吗?”他明确指出:“现在虽然有人还在捣乱,但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一定是要胜利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告急。在周恩来第三次手术后,他专门让卫士打电话请朱德过来密谈了一次。那天,两位在几十年革命道路上志同道合的老战友,关着门谈了25分钟。许多人都难以弄清这次密谈的内容,但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交谈,也是两位战友的最后诀别。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噩耗传来,朱德在北京医院庄重地向这位战友行了最后一个军礼。回到家里,他一直流泪,伤心不已。几日后,本来计划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追悼会的朱德,两腿已不听使唤。
他坐在家里收看了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的场面,心中多少得到些安慰。然而,很快让他心中雪上加霜的是,邓小平因整顿打乱了“四人帮”抢班夺权的部署,遭受“四人帮”进一步的诬陷迫害;加之毛泽东晚年的失察,邓小平在这次公开场合露面之后,又一次被打倒了。
周恩来去了,邓小平又受到批评,同时毛泽东那里又报来病重的消息,“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骤然加剧,朱德心急如焚。在这历史斗争的紧急关头,他本来无力的双腿硬是站了起来。他再一次作出了一个决定:分担毛主席晚年的工作!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决定,这是一个老帅在民族危难时刻,不顾90岁高龄挂甲出征。这是人类绝无仅有的先例,也是人类最高境界和信仰促成的责任。
打开朱德晚年大事记可以看到,仅仅从1976年3月至5月,他就先后3次以元首身份和国家形象接见外宾:3月15日,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总理凯山・丰威汉及其率领的老挝党政代表团;4月14日,会见摩洛哥王国国王哈桑二世的特使穆罕默德・布塞塔;4月19日,会见埃及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
1976年6月21日,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这天的日程安排是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
会见时间到了,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朱德只好在休息室里等候。
休息室里放送着丝丝凉气。朱德为接见外宾考虑仪容整齐,不便着太多的衣服,一会儿,他就下意识地拉衣角。工作人员见到这一情景,都急得团团转。他们四处打听出了什么问题,最后才被告知,会见的时间推迟了。
这是一个无法原谅的错误。作为国务和外事安排,都具有严格的程序,时间都在分秒控制。但在那特殊岁月,“四人帮”忙着争权夺利,全国上下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刚刚开始的整顿又在回落,外交部门形成的一套严谨制度也受到影响。堂堂全国人大委员长、共和国元帅,竟被冷落在大会堂休息室里,会见推迟竟无人告知!
朱德一直等到外宾到来,并坚持到会见后才返回家里。
这次,他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呆了近一个小时。回到家中不久,他就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诊断,他被冻感冒了。
起初,朱德并没把这感冒当回事:戎马一生,多少枪林弹雨、激流险滩和暴风骤雨没经历过!但毕竟是90岁高龄的老人了,到了25日晚,他出现了腹泻。
本来,第二天还有外事活动,朱德执意参加完活动再去看病。但这一次,他心愿未遂。他被送进了北京医院,而且一去就再没有回到家中……
7月6日下午,由于感冒引发并发症,90岁的朱德走完了坎坷而辉煌的人生旅程,完成了他“革命到底”的伟大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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