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胡耀邦其人:同邓小平的政治沉浮如出一辙?

1982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交谈（资料图）

　　1977年12月15日清晨，京城中心西单北大街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灰色大楼里，忽然来了一个人。由于这个人的到来，楼内楼外全都热闹起来。干部们聚集在一起，全都笑脸相迎。接着，鞭炮噼噼啪啪响成一片，扬起阵阵硝烟。那个人走进大楼的时候还回过头去看了一眼大门。门外边早就站着一群人，衣衫不整，疲惫不堪，一副副全是外乡人的样子。这是那个时候北京街头常见的景象，一望而知是上访者。现在，这一群人望着门里的场面，不免交头接耳：

　　“就是他吗?”

　　“是，就是那个小个子。”

　　“他就是可以给我们平反的人啦?”

　　“咳，总比那姓郭的强吧!”

　　这个叫那么多人又是笑脸相迎又是交头接耳的“小个子”，名叫胡耀邦。他在那个时候的名声并不大，当他在这一天来接替郭玉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很多人还不认识他呢。不过，要不了多久，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了。他在12个月以后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自此也就开始了他的一段最为辉煌也最为悲壮的政治生涯。

　　关于胡耀邦的这一段仕途，甚至在他下台之前即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安子文就在他的女儿面前不客气地把自己和胡耀邦作过一番比较：“我当了二十多年中央组织部部长，结果进了监狱；胡耀邦才当了一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却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安子文这话说得一点也不错，他与中央组织部的渊源，远比胡耀邦为深，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当了十多年的副部长，又从50年代到60年代当了十年部长。

　　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说起来，人的命运真是不同。好人命苦、有情无福的事情在我们国家比比皆是。安子文的遭遇也是其中一例。不过，有一件事他可没有想到：胡耀邦在部长任内一年所做的事情，比他十年副部长和十年部长加在一起做的事情还要多。

1980年，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在机场（资料图）

　　如果说所谓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政治家具有自己的坚定信念，而且能够为自己的信念百折不挠，那么这位新的组织部长的确可以算一个。说到仕途，他从这时起的确开始飞黄腾达了。如安子文所说，胡耀邦升得够快的。事实上他得到的还要更多些。他在14个月之后，也即1980年2月，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又14个月后，也即1981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的排名跃居第一。他取代了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

　　但是，多年以后，无论高官还是百姓都将他看做“人生楷模”的时候，显然不是指他的这些地位和荣耀，而是指由于他的存在，有多少人从地狱回到了人间，又有多少人从“天堂”回到了地下。关于他的一生，人们曾经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和尖锐的批评，直到多年以后，他已不在世间，这些争论还能引起人们普遍的激动。比如，1998年春天我们国家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的时候，就曾为了如何确定他在这场讨论中的作用发生不小的分歧。

　　不过，当他在1977年冬天到这个灰色的大楼里面来就任组织部长的时候，谁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六十多岁，小个子，宽肩膀，眼睛不大，前额有些谢顶，生性好动，走路一弹一弹的，讲话的时候声音很大，伸张着五个手指胡乱挥舞，情绪激昂，发自内心。到了沉默的时候，就总是直视前面很远的地方，嘴角拖着两条又深又长的皱纹，像是刀刻斧凿似的。他14岁入团，18岁入党，19岁参加长征。

　　毫无疑问，他所接受的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教育，他本身就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指导他的精神世界的是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视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无论是飞黄腾达之日还是忍辱负重之时，这都给了他不少的精神力量。但是，他始终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在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中间极为罕有。

　　他比华国锋年长六岁，但只要他一开口说话，所有的人都会以为他要年轻得多。他是湖南省浏阳人，与王震同乡。这两个人的锋芒毕露、信口开河和我行我素如出一辙。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说胡耀邦“正直诚恳，没有架子”。当一个破茅棚里的一群年轻人要求他题词的时候，他就一口答应。这时候棚子里面找不出一支毛笔，他就扯下一根山竹，缠上棉花，饱蘸墨汁，权作毛笔。

　　他讨厌那种只会空谈政治教条、不干实事的官场积习。一个年轻人在他面前说“六亿人民六亿个马克思，写出六亿本《资本论》，反修防修岂不就成功了?”以此来嘲讽报纸号召“人人成为理论家”的时候，他就开心地哈哈大笑。他讨厌为官者无所作为，左右逢源，尸位素餐。

　　他刚当上总书记便声明要走遍全国2000多个县。事实上他的确走了一大半了，那些最贫穷的地方他去得最多。全国平均每一百个贫困县中，他就去了 79个。要不是后来忽然下台，他也许真的能够实现自己走遍全国的承诺。他热心变革，认为安于现状比贫穷落后更加不能容忍。他看到我们国家西北那些光秃秃的山，就想要种草种树。

　　看到那些不谙世事的青年，就鼓励他们走出国门去考察世界。他是中南海里最先穿上西装的人。他官至党的最高领导，却始终没有学会做官。他的理想主义太强烈，改革主张太急切，爱憎太分明，似乎完全不知道为官的要旨在于中庸不倚。他平生与红色为伍，崛起于江西那片红土地，少年时代就是有名的“红小鬼”，然后是红军，红色中国，中南海的红色的高墙深院。但是，他却最喜欢绿色，喜欢大自然。他遗言后人，当他死后，“埋在青山绿水间，就是共青城”。

　　1977年3月3日这一天，对于胡耀邦来说，挺有意思。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汪东兴，还有组织部长郭玉峰一同找他谈话，要他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以筹备党校的恢复。

　　胡耀邦自从在五个月前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不能赞成继续“批邓”的意见之后，就再也没有“显山露水”了。但是，这个人的政治倾向，应该说早已暴露无遗。

　　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就被革命群众确定为“三反分子”。20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被毛泽东起用，搞了一套名为整顿、实为翻案的事情，胡耀邦也是其中得力的“黑干将”。他在中科院一个劲儿地为知识分子鸣不平，还说要为科学家解决房子、车子、妻子、炉子和票子，是为“五子登科”。

　　后来邓小平再次垮台，他也跟着倒霉。他的垮台、崛起、再一次垮台又再一次崛起的经历，简直同邓小平的起落如出一辙。而且，他似乎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错误，这一点又与邓小平的“死不改悔”颇为一样。然而最要紧的是，他是年轻人的一面旗帜。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是著名的团派“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之首。甚至在倒霉的时候，他在青年当中也还有着巨大的号召力。

　　在1976年春节期间北京召开的“万人批胡大会”上，他刚刚站起身来就引得全场的人为他鼓掌，倒好像他不是坏蛋而是英雄似的。

　　这样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华国锋和汪东兴不会不知。他们当然不会想到面前的这个小个子会在日后把他们的阵线冲得七零八落，进而取代他们，但是，他们也绝不会期待这个人真的会同他们坐在同一条船上。

　　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会如此郑重其事地把这样一个异己分子安排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上?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只能大致地检讨其中缘由。胡耀邦与华国锋的渊源可以延伸到1962年，那时胡耀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曾经下放到湖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此时华国锋恰巧也是这里的书记。也许是这一段交往给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令他觉得胡是可以信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