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费的苦恼
几乎所有的疗养院每年都要从上级单位获取一定补助，少则上百万，多则数千万。
尽管门可罗雀，也丝毫不影响疗养院工作人员老刘的工作。
老刘是一家疗养院的司机兼水电维修师傅。他说，“所有的工作还是一样要做，电暖得供着，电梯得年检维修，空调要检查，外面的绿化工程得继续做，工作一点没少”。
由于夏冬两季客流量反差太大，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只能进行弹性调配。“暑期，我们的服务员达到了180多个，但到了冬天他们都得走，只保留二三十个长期固定员工。”老刘说，要到第二年夏天再重新招服务员。
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疗养院的人工成本更大了。“单不说人员工资这几年几乎涨了一倍，”新华假日酒店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酒店必须给每个员工缴纳社保，压力就更大了。”《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酒店用工必须实行八个小时工作制，以前一两班人不固定作息，基本就能将淡季维持过来。一位酒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必须实行三班倒，才能维持24小时的运营，人员在数量上要增加一倍。
目前，很多疗养院都无法靠自身经营盈利。
每年的7月初到8月下旬是北戴河旅游的旺季，也是所有疗养院的活跃期。一位疗养院院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全年的收入就靠这两个月了”，但均摊到全年，疗养院还是亏损。因为即使7月、8月房间爆满，但8月以后的淡季将持续近10个月，人员工资照开，水电、设施维修还在继续。大多数疗养院单靠经营收入无法支撑整个运营。
以一家有着120间客房的疗养院为例，按暑期50天的满客期计算，即使每间客房平均价在800元（暑期北戴河宾馆平均价格），一年也仅有480万元的收入。再加上接待一些内部的会议，每年，一家中等规模疗养院的营收在600万元左右。
从收入来源上看，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分为三类：第一类，纯上级拨款单位，疗养院仅作内部休疗养所用，所有运营成本上级负担；第二类，收支两条线单位，疗养院也创收，但所有支出仍由上级单位直接负担，运营收入上缴；第三类，差额拨款单位，上级单位原则上要求疗养院自负盈亏，但对于每年亏损的部分，由上级单位补助。
一位疗养院的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几乎所有的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每年都要从上级单位获取一定补助，少则上百万元，多则数千万元。
而且，这笔补助还不包括新建、翻新和维修投入。50多年来，所有的疗养院都进行过1~2次的扩建、改造和翻新工程，一般一次工程的投入需要上千万元。2009年，北戴河区对整个南部滨海度假区实行建筑的外形改造、美化工程，几乎所有的疗养院都参与了改造，有的疗养院投入过亿元。
如果仅仅从日常运营补助来计算，即使按照每年100万元的补助金额，上百家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也一年需过亿元的补助来维持运转。
据一位疗养院的管理人员透露，由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无法直接给下属事业单位或企业拨款，这种补助一般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账。例如，房屋维修需要500万元，如果上级单位为此项支出拨付1000万元，那么，疗养院就多了500万元的补助。
对于大部分疗养院来讲，上级机关的所有投入和给养，都是为了让疗养院做好对内服务，即使是在游客最多的暑期。
数亿补贴花在哪儿？
入不敷出的疗养账
为了增加营收，到了冬季，疗养院留下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包饺子，然后速冻起来送到上级单位，以此获得一点收入。
从属于国家水利部、已经进行公司化运作的北戴河新华假日酒店，是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中经营得较好的一家，也是冬季没有关门的疗养院之一。其副总经理苏海峰向记者透露，在5月之前、10月之后的淡季，酒店要净亏400多万。
“我们还想冬天关门呢！”苏海峰略显无奈地告诉记者，但一个拥有一百多间客房的四星级酒店，如果季节性停业，必然影响酒店的声誉。
北戴河区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说：“这么大的北戴河区，冬天无论是政府还是游客来了，不能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酒店冬季开业也是为北戴河区尽一份社会责任。”
从2009年开始，北戴河区政府鼓励各个休疗养单位和酒店冬季营业，对起到一定示范作用的，将给予一定的奖励。但即使这样，2011年开门的疗养院从去年的五家变为四家，从属于国家发改委、去年冬季还营业的海滨花园大酒店，今年冬季也关门歇业了。
就算在冬天关门歇业，成本照样如流水般消耗。
“冬季关门，我们的空调供暖也必须开着，否则楼板中的水管都会冻裂，来年维修的成本更高。”一家疗养院的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因此，即使在没有人住的冬天，部分疗养院也得产生不小的成本。一位疗养院后勤工作人员测算，一个中等的疗养院，如果水、电、燃气供应，一个月大约需要30万的成本。
由于大多建筑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建设，八九十年代重建，2000年前后翻新，到如今，很多建筑设施老旧，疗养院设施的维修和保养成本在日益增加。
为了增加营收，一家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1月过后，基本上连少量的内部培训、会务都没有了，疗养院留下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包饺子，然后速冻起来送到上级单位，将饺子作为单位的实物福利分发到各部门和下属单位，以此获得一点收入。
对于未来收益的增长，疗养院的负责人并不乐观。苏海峰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在过去10年，北戴河区冬季无人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改变，而疗养院这些年来的运营状况也没有大的变化。一家疗养院的院长更悲观地表示，按照这样的发展形势，未来几年也无法寄予多大希望。
市场化猜想
如果现有的模式只能“维持”，那么市场化运作是否能拯救疗养院们的财务状况？
毗邻疗养院密集区的就是传说中的“刘庄”，这是在京津唐地区小有名气的“家庭旅馆村”。刘庄是在北戴河区城市化进程中，被占地的农民集中居住的城中村，这里的房子大多为三层自建小楼。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游客进入北戴河，刘庄的家庭旅馆开始兴起，如今刘庄的农家乐已经形成了一条吃、住、行、玩完整的产业链。
在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刘庄的旅馆老板们已经学会了互联网营销，营销手法也已经很“国际化”和实用：宣传一般是由游客或写手来实现；在游客到达北戴河车站时，老板可以派车来接；住下来之后，老板会询问你几天的行程，并适当做一些介绍和推荐，在老板家中，你可以直接预订去景点的统一大巴和门票，这些都是免费服务；旅行结束后，老板会帮你订回程的火车或汽车票，甚至会送你到车站去。
在北戴河区，大约有9万个旅游床位，其中8万个床位是各大休疗养院和宾馆所有，家庭旅馆约占1万个床位。然而，在北戴河区旅游住宿的经济产值中，疗养院的产值只占40%，其余60%的产值是由家庭旅馆和私人宾馆所产生。
“来北戴河疗养院的人并没有对北戴河的经济有多大拉动，最多就是支付了景点的门票。”一位疗养院的院长对记者坦言，绝大多数疗养院还需要上级单位给养，因此增值税微乎其微，再加上每年的营收非常有限，上缴的营业税也是非常有限。
北戴河区副区长孙谓青分管旅游，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北戴河，疗养院占据着最优质的资源，只有把它们的潜力激发出来，北戴河旅游业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
那么，各疗养院的想法是什么？
“从市场化的角度来讲，这个小小的海滨度假区容不下这么多的宾馆，如果疗养院演化为对外运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主体，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绝大多数会死掉。”一家疗养院院长对于市场化的后果如是猜想。而这样，不仅会带来疗养院原有职工无法安置等社会问题，整个北戴河区旅游产业都会重新洗牌。
这成了一个不能触动的地雷。
“当前很多疗养院依然肩负着中央首长、部委领导和退休老干部休疗养的社会职能，改制之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位疗养院负责人表示。因此，即使以后每年疗养院的成本会逐年递增，各机关也得背着。
一家疗养院的院长表示，其实从资产管理的角度，各机关、部委也不会轻易触动这块资产。“你想，这是一块资源，有谁想让自己手里的一块肉白白地丢掉”。
实际上，在北戴河驻扎几十年，各个机关疗养院的资产已经实现了成倍的增值。曾经，某一疗养院的固定资产投入为上千万元，在经过两次新建和整修后，总投入达1亿多元，如今，单从固定资产和土地增值来看，一位负责人透露，这个疗养院的资产已经超过了4亿元人民币。
然而，作为国家拨给的专项资产，疗养院的土地和房产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出售。即使如何增值，这些日益老化的房产每年需修葺和翻新的资金还得投，增值的价值却是看得见，摸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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