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大连市公安局决定进行一项尝试：在看守所内成立一个特别羁押室，关押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犯罪分子和嫌疑人。
2009年2月至今，共有40多名在押人员在这个特殊羁押室度过3个月到一年半时间，其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途径是注射毒品。现在，羁押室里仍有6名在押人员。
对此尝试，专家说，羁押室一定程度打破了艾滋病犯罪嫌疑人“免惩”误区，震慑部分犯罪。不过，只有尽快立法，并完善羁押、治疗等环节，才是解决之本。
本报记者 朱柳笛 大连报道
孙泽普是大连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看守所一大队的管教。2009年初，领导问他：“你愿意去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管教吗？”
当时听到这个话，“一下蒙了，头皮有点发麻。”11月29日，在采访中，孙泽普回忆说。
孙泽普上岗只用了一天：一个10多平米的小型监室被腾出来，格局与普通监室无异，铁门、栅栏，监室的楼上是一间卫生所。距监室几步，就是民警办公室。
监室并没有任何特殊标识，只有一个普通的编号。
孙泽普的工作，看上去与其他民警一样，每天在办公室和监室之间来回穿梭，巡视羁押室状况。其实，他的工作远不止这些。
民警担心感染曾用胶条封严门窗
2008年，一个群体的出现对大连市造成困扰，警方和民间人士习惯称该群体为“艾滋小偷”既是“行窃者”，同时又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或艾滋病人”，而其后一个身份几乎成为他们逃过法律制裁的通行证。
大连警方决定行动。2008年底，大连市看守所一大队接到一项指令：要开辟一个专门的监室，关押“艾滋小偷”。
此前，“艾滋小偷”被捕后，大连警方只能一放了之，因为没有关押场所。即使判了刑，也只能监外执行。
2009年2月，羁押室成立后，大连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看守所一大队大队长梁冬回忆说，当初，最难解决的并不是监狱内的应急硬件，而是民警们的恐惧心理。
大连市疾控中心有关人员介绍，他们每年会进入看守所进行艾滋病防控知识宣传，并联系医护人员进驻，邀请大学教授讲座。
但是，这些并未完全解除羁押室民警的恐慌。
起初，羁押室有10名民警看守。因为担惊受怕，民警们曾经一度用胶条将门窗的缝隙封得严严实实。到了夏天，常有蚊虫出现，民警担心蚊虫叮咬艾滋病毒携带者或感染者，再去叮咬健康人会传播病毒，索性将羁押室的门窗封了起来。
“其实这是误区，蚊虫叮咬的血液，并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孙泽普回忆说，他现在被同事们称为“艾滋控”，是整个大队公认最了解艾滋病知识的民警。
不过，当初孙泽普对艾滋病并不了解。大连市疾控中心艾滋病与性病防治所专家蒋希宏还记得，孙泽普第一次来咨询时，抛出两个问题，“一旦开辟关押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监区，看守所其他在押人员是否会被感染？”“我会有被感染的危险吗？”
经蒋希宏解释完艾滋病传播途径、防治方法，孙泽普才放下心中顾虑。
管教既是民警又是医生
2009年2月，孙泽普接收羁押室第一位入住者吉利（化名）。
在孙泽普的印象里，吉利很瘦，像一位长期绝食者，头发没有光泽，皮肤苍白、松弛。吉利有数10年的吸毒史，此前曾因偷窃被捕，不过，因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特殊身份，被捕不久即被释放。
2009年2月，吉利再次被刑拘调查后，接着被送交检察机关，并由检方对其提起公诉，直至法院作出判决。
进入羁押室前，吉利多次呼喊“我有艾滋病”，但发现没有释放他的意思，吉利开始恐吓孙泽普：“反正我判不了死刑，出去后再收拾你。”
孙泽普没有反击。他觉得必须了解吉利内心的想法，知道他要什么，担心什么。
孙泽普陪同吉利进入监室。不久，吉利开始喊冷，孙泽普抱来一床新被子。“他会比普通的疑犯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也清楚，这样的要求我会满足。”孙泽普说。
更多的要求还包括，吉利犯毒瘾难受想吸烟，孙泽普会破例允许他找一个地方，吸上几口。同时“调查”他的口味和民族习惯，第二天给他定制饭菜。
平时，整个监室会定期喷洒消毒液，垃圾和剩余物有专门人士进行处理。孙泽普进入监室，从不穿任何防护服，也不戴胶皮手套。他甚至自己动手给在押人员理发，陪他们吃药打点滴，凑在一起聊天。这些活动拉近了他与在押人员的距离。
他还自学了一些医护常识，对常见疾病能做出基本的判断；一旦发现有在押人员需要使用药物进行治疗，他会前往卫生部门领取，分发给在押人员。
其实，在进入羁押室之前，大连市疾控中心已对声称有艾滋病的“艾滋小偷”进行检测。之后，每年进行两次例行检测，确定是否需要定期服用药物。
因为有初期的筛选，羁押室在医护方面的压力会小得多。
不过，在羁押室里，“他（孙泽普）是同时扮演着民警和医生的双重角色，不仅要掌握一些相关的医护知识，也需要自我防护能力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梁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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