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机制
“行政监督不太到位，应通过法律监督和利益关系监督”
记者：抗生素使用的主体是医生，医生不可能自己去揭发自己；使用的客体是病人，但是病人又不了解这个东西。到底谁来监督呢？违规了谁来发现？
廖新波：制度的监督有院内的。院长监督科主任，科主任监督所管的医生，这就是监督。另外还有行政部门的监督，再就是司法部门的监督，还有我们付钱的部门来监督，比如保险公司。在国外，保险公司可以限制医院的行为，用这个药，你要跟我说清楚为什么用，你做这个CT，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要做，否则我可以拒付。所以通过一种支付制度的改革，一定可以制止一些过度检查、过度用药的行为。
记者：但目前我们的监督还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廖新波：我们现在的行政监督不太到位，也没有通过一些有效的法律监督，或者说是利益关系的监督。比如，如果把抗生药物的使用列入法律，违反了药品使用规定，就是要绳之以法。这在国外是非常严格的，你这家药店不让你卖处方药，你就不能卖，卖了我就要处罚你，送你上法庭，甚至判刑。我们现在却是：有监督，而不利。
记者：他们是个利益共同体，怎么会舍得互相监督？
廖新波：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比较难。网民对我提出很多希望，说廖厅这是你管的。我说我虽是副厅长，但不是政策制定者，我不可能逾越人家的地方。但是有时候责任心迫使自己不得不在媒体上和微博上牢骚几句。
记者：卫生部从2003年到2011年，一共发了12个关于合理使用抗生药物的文件，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今年号称史上最严的整治措施出台，立马的各项指标就降下来了，这种暴风雨式的治理，到底有多大的疗效？
廖新波：运动如风，这是中国的传统。我们总是认为制度重要，领导的意图也重要，我曾经说医改成功与否，只是领导一句话的问题。确确实实在中国的文化里面，领导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怎么使领导明白办医的目的和责任，怎么用制度规范行为，用制度去奖惩，去讲究公平效率，还有一定的距离。抗菌药物这个风，一定要刹，因为它涉及的不仅是经济问题。中央下达的命令，怎么使它固化呢？我认为就是怎么样使我们补偿医院的机制建立起来，使它成为制度。
医德医风
“过多的政府治理只会越治越乱，应建立行业自律制度”
记者：作为患者，如果连医院都不能相信的话，我们信谁？
廖新波：如果说仅仅就你的问话来回答，是绝对要鞭打这种没良心没医德的行为。但要分析其原因，我不是为了我们的过错而辩护。我们从不同国度、不同制度的医生来对比，为什么西方包括市场经济非常发达自由的美国，没有像中国医生这样乱开药？在具有共同民族血统的台湾、香港、澳门甚至新加坡，他们的医生为什么会过着一个体面的生活，而不是通过开药去体现他的价值呢？也许我不可能为中国出现这样的不负责任，违反医德的行为，有任何的结论。但是结论大家心里非常清楚。在批判中国某些医生这种唯利是图、滥用抗生素现象的同时，我们更多的是反思我们的制度。
记者：目前对医生滥开抗生素的处罚，并不是很严苛。比如会给三次机会后，才会取消其处方权。
廖新波：这也是制度存在的一个弊病。现在不是专业自律的组织在规范医院的行为，而是政府的行政部门，也正像刚才我所说的，多少次违规给予处理。在香港，医生必须遵守医师学会里面的医德规范，如果违反了，业内给予警告，取消医生资格。香港医生，如果在大陆行医出现香港限制的行为，同样受到处罚。
记者：为什么医生不能被行政处罚约束？
廖新波：大陆的不少医生并不是靠本事来维持尊严，而是开药开检查，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也就是我前不久跟台湾的代表团接触，他们说你们大陆做一个阑尾炎手术，有的地方手术费仅人民币几百元，而他们在台湾做一个同样的阑尾炎手术，医院扣除了成本、利润，医生可以得6000新台币。所以这就是医生的价值在不同的制度下，表现出的一个鲜明的对比。
记者：医生的工资低，那是忽视了他的红包收入。医生在抱怨自己的收入太低，实际上有很多潜规则潜渠道在流通，所以这应该是两个问题。
廖新波：红包本来是一种感情的表达，最后成为一种价值的体现，这就是变质了。所以体制很重要。国外的很多先进经验有利于在今后医疗体制改革里吸收。我不是说全盘照搬，而是学习人家的治理理念和一些有用的方法，拿一些有用的工具来进行限制。
记者：对医生的行政监督不奏效，还有什么办法吗？
廖新波：监督机制我认为要参照国外的一种做法。过多的政府治理只能越治越乱，发了那么多的文件通知，说明治理有效但是成效不大，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假如说通过有效的行业自律来约束行业内人员的行为，那是最理想的。因为只有他们知道错在哪里，才有用。
补偿机制
“如果不建立补偿机制的话，基本药物制度也会落空”
记者：中国是一个吊瓶大国，有数据显示我们现在是全世界使用抗生素最多的国家之一。中美两国的对比，抗生素年总产量中国是美国的9倍，而平均到每个中国人身上，一年的抗生素消耗量是一个美国人的10倍。抗生药品在整个临床药品的使用量上中国是70%，美国仅仅为30%。为什么差距这么大？美国管理抗生素的规则在中国很难实现吗？
廖新波：我国卫生部下面有一个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他们专门做这个工作。有一个信息化管理，通过一些软件设置从终端了解大部分三甲医院抗生药物的用药情况，使用率以及使用强度，一旦这里面发现报警就会向监管部门、行政部门传达这个信息。近段广东正在开展阳光用药监督工作，从链条，采购、销售到流通这三个环节来打击不法东西，使医院做得更好。现在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全民教育。在英国已经在中学教材里，植入抗生素的情况。我想这个情况还是可以去执行的。最主要是理念上要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而不是变成一个各个利益相关方的一个博弈。
记者：为什么强调对医院的补偿机制？
廖新波：我说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在某些地区是取消了药品加成，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病人和医生都往二三级医院跑了，为什么？其根源，还是政府答应给予补偿多少千万，每人多少，最后没有落实，没有落实的情况下人心惶惶，对于患者来讲没有医生哪有质量？哪有服务？因此病人也跟着走。如果能苟且生存的话就是通过打吊针，打吊针是合法的收入是不是？吃药也可以治好，打吊针也可以治好，但是打吊针可能会增加一点医院的收入。所以这个补偿机制不建立的话，基本药物制度也会落空。
记者：河北省儿童医院有个胡医生做到了能打针就不输液，能吃药就不打针，但该院门诊之前有80%，降到了现在不足50%。医生是抗生素第一战线的战士。
廖新波：其实尽量不打针的医生很多，我们也可以再回顾一下一毛钱医生，就是一毛钱也治好了拉肚子，这个医生难道不会用药吗？难道不可以从药品回扣那里获得利益吗？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医生。尽量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诊断、治疗，同样可以获得预期的效果。我也对政策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意见，我说要是服务费并不是体现医生劳动价值的费用，而是药品在流通过程中的软硬件投入的成本分摊，该多好。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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