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互联网，雷宗兴一步步还原先祖的历史足迹。他找到郭葆琳曾任校长的山东农业大学的历史照片给外祖母看。老人老泪纵横。 （资料图片/图）
说，还是不说
祖上是北洋军阀的父亲告诉女儿：“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女儿回击说：“你们有责任告诉我。”
郭庆萍觉得这并不是个好主意。“（因为他）我们曾吃过很多苦，我甚至不愿意再提起了。”郭庆萍说，“他是坏人。”
1937年日本侵华前夕，时任青岛市政府秘书长的郭葆琳被暗杀于外出的车上，留下大笔财产。5年后，郭庆萍出生，家道尚可。直至现在她仍清晰记得童年时期举止优雅的奶奶，轻风吹动纱帘的声音和触摸实木扶手的感觉。“生病了还能请德国医生。”
巧合的是，父亲郭宪聪19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求学时与江青成为同学兼好友。那时候江青还叫李云鹤，在青岛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偶尔到中文系旁听。“父亲说，当时的江青多才多艺，追求进步，非常活跃。”
1933年，江青南下上海，郭宪聪则远渡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此举在“文革”中被定为卖国，郭宪聪被撵去扫大街。有人劝他去找江青，郭却至死没有这样做。
郭庆萍对母亲马玉芬最后的印象停留在动荡的1948年。马是国民党军官之后，曾当过演员，与上官云珠、胡蝶等影星交情颇深。那一年，国民党败局已定，马玉芬从父命撤退台湾。在机场，母亲穿着旗袍，哭着对郭庆萍说：“一定要记住妈妈的脸，还会再见的。”此后，母亲再无音讯，有人问起，为摆脱通敌嫌疑，郭庆萍就说死了。
在雷宗兴看来，种种迹象表明，作为郭家兴家之祖的郭葆琳绝非现在口述史中的那样简单和不齿。“肯定哪里有些不对。”他说。
由于频繁的询问和活动，雷宗兴的调查惊动了最德高望重的三太公――郭葆琳唯一在世的儿子郭宪达。他已年近九旬。他给郭庆萍打了两次电话，交代说：“叫宗兴不要管这事儿，只管学习。”而当雷宗兴企图再做说服时，他很坚决地回绝：“我一无所知。”
由于父亲身份的关系，郭宪达这一生饱受压抑，荒废了才情岁月，也失去两位兄长。“文革”中，青岛万国公墓遭红卫兵冲击，坟茔大多被铲。郭宪达无法阻挡，甚至不敢去看，任凭父亲骸骨湮没于黄土。
郭庆萍不知道该如何向孙子解释老一辈的顾虑和担忧，“他们从那个时代走来，而且受伤害最深。”
说，还是不说，成了中国家庭代际交流最普遍遭遇的问题。在北京，由《看历史》杂志发起的“首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正在进行，在已收到的上万件参赛作品中，这样的碰撞随处可见。
一位祖上是北洋军阀的父亲这样回应女儿的追问：“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而且，女孩子对历史太敏感不是什么好事。”女儿回击说：“你们有责任告诉我。”
大赛总策划李远江在国内进行巡回推广时发现，很多中学生在历史判断中陷入焦虑和混乱。“他们的视角习惯向前，而忽视了向后，或者简单纠结于某个题材是否敏感和能不能写。”李说，“我告诉他们，所有问题都敏感，所有问题又都不敏感。不要价值先入，只需客观记录一个人在他的时代做了些什么，就是活的、有意义的和与己相关的历史。”
“可惜，这个时代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思考。”李远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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