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僚当中，肖桂国是个异类，他开博客、发牢骚、写官场感言，最近还联络了几百个全国各地身处官场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80后，他们打算自费出本书，把各自的从政经历和感悟集中起来表达，名字就叫《“选调生”眼中的官场》。
选调生原本是中组部培养年轻干部的一项活动，选拔那些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到最基层的乡镇工作。在干部培养和组织系统的建设上，执政党一直都有这样一个传统，将那些校园里的年轻人派到基层历练几年，然后步步提拔，最终培养一批既有文化又懂基层的领导人才。如今，中国政坛上不少高官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组部重启了选调生制度，刚满30岁的肖桂国就属于这轮选调生，自2003年起，从基层乡镇党政办到现在的广西区委党校，他已经在官场混了8年多，他的QQ里，有好几百类似经历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仕途之路并不像前辈们那样顺畅，过过小日子还可以，但对那些还怀抱着些许政治理想，曾经希望有朝一日“主政一方，造福百姓”的年轻人来说，生活却是痛苦的，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则已经被异化得面目全非。
11月27日，新一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即将开考，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打破脑袋想要进入肖桂国他们已经进去了的官场，虽然很多人都并不真的清楚在那里究竟会迎来怎样的生活。
入官场
“农民很辛苦，我就是希望能帮他们做点事。”梁婷说，后来才发现，要在基层做点事，很难，“我不过是这个庞大系统里的一分子，能做的，更多时候是适应而不是改变”。改变需要资源，但你不是领导就不可能拥有资源，当你真的是领导了，考虑的因素也变得多而复杂，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就不会想改变了。
今年30岁的梁婷，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的秘书。8年前，当她大学本科毕业时，以选调生的身份来到广西凭祥市友谊镇政府任职团委副书记。
像她这样的选调生，在整个广西有近4500名，其中2011年全广西招入434名，这434名中，定向分给来自清华、北大的大学生名额就有93名。他们通常是被视为精英人才派去基层历练，以后要调回来担当大任的。
“我们是真正把他们当‘苗子’来培养，让他们下得去、长得好、上得来。”分管选调生工作的广西区党委组织部干部一处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这帮政治精英经过基层历练，再回到区直单位时，他们知道基层的艰苦，熟悉基层的工作，对百姓有感情，今后面对来办事的基层干部群众时，他们态度会好些，服务意识也强些，在制定政策等方面，他们也因了解基层而使政策的制定，更切合实际，避免了被基层官员糊弄的可能。”
不过，就个体而言， “选调生”不过是个标签，是进入官场的另一种通道罢了，他们进入官场的目的、混得好与坏，跟这个标签的关系其实并不很大。
肖桂国进入官场的第一站是广西梧州市苍梧县沙头镇党政办，他将自己当初踏入基层为官的原因归结为：从农村出来，总感觉做干部较体面，而且年轻也想打拼一番。
在镇党政办期间，肖桂国主要做张贴大字报，参与收取农业税，扑灭山火，收发传真，打扫卫生，搞拆迁等工作―在这个以“水稻、母猪、荔枝”为三大主产业的乡镇，荔枝种植的季节，镇领导干部会带队做表率，带头去种一棵荔枝树，以示重视发展荔枝产业，虽然种下后就不去理会了。
荔枝成熟的季节，才是镇政府最忙的时候，主要是搞荔枝公关，给上级领导、县直部门送送荔枝。“全镇干部都出去摘荔枝。”肖桂国说。
在沙头镇政府里，稍上年纪的不会打字，因此文印室便成了肖桂国在基层工作的主要舞台：很多时候，整天的工作就是在打字、复印、速印，有时一天要印上百份材料。备感苦闷的肖桂国，在和很多同到基层的同学交流时才知道，原来大家的状况都差不多：没有洗澡的热水，得烧柴火来加热；手机信号不好，得跑到楼顶某个位置打电话……寂寞、枯燥、乏味、无聊，极大颠覆了他们想象中的官场生活。
基层的苦涩，覃夏也深有体会。她2005年7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从繁华的广州回到相对落后的广西贵港城北区港城镇政府工作，主要在党政办打杂。“当时港北区的科室，一个科室就一台电脑―可那时我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了。”在覃夏看来，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总感觉当地政府没现代发展的意识，大家关心的东西根本就不一样，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
在基层，抓计生和维稳是主要工作。盯紧越级上访的百姓，并和相关部门联动一起截访；整天跟在领导屁股后面，平时做着枯燥乏味的会议记录；负责“保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让党员学习领导讲话，并提交读书笔记……这和覃夏当初想的“去做一些关心民间疾苦的事情”，相去甚远。
逃回大城市
2007年，覃夏终于受不了这些了，辞离官场。“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如果熬的话，也会有一官半职，但这有什么意义呢？”忆起这段经历，覃夏说，事实上，大学生到机关能发挥作用的很少，因为自己本身就没什么资源，也没什么经验，“想象着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其实谁听你啊”？正如梁婷说的那样，“想改变的没条件，有条件的不想改”。
不过，大学生在基层究竟能改变些什么？也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崇左市扶绥县岜盆乡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黄福威就认为， 由于乡镇没有财权、人事权，很多事情根本就没办法做，很多人包括基层领导，都不愿意呆在乡镇，一有机会就努力往县城挤。
在黄福威看来，考入公务员系统的大学生会写材料、懂计算机知识，他们在基层提拔比较快，对于其他基层干部来说，已经不公平了，其实这些大学生对基层的情况根本就不熟悉，做事的还是那帮老人。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体制问题之外，那些看不见的潜规则或许才是这些年轻人纷纷离开的真正原因。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按程序走，而是托熟人找关系来摆平，中国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几千年来似乎从未根本改变过。即使不是身在官场中的人，也深有体味。
“一些甚至我都不认识的老乡，跑运输时车辆超载在田林县被查扣时，都经常找我帮忙。”田林县人民医院的医生黄超告诉记者，尽管自己不是在交警部门上班，但一般打个电话也可以搞定。
“即使不认识，喝两次酒，朋友一介绍就都熟悉了，打招呼也都会给面子。”黄超说，小地方就这点好处，遇事习惯找熟人，而且也能解决好。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