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我动一次手术以后，病情虽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都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这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总理遗言，它在一个月之内以手抄油印的方式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地方。
贺延光：因为那个时候你把邓小平给打倒了，非常失民心，失党心，总理的遗言里边又有为邓小平，肯定邓小平，为邓小平说话这个内容，那和大家就能引起共鸣，所以这个它就传开了。
袁敏（总理遗言案亲历者）：我看到的是等于说，我哥哥就拿回来来了，给我爸爸看，给我看，给我姐姐看，我们看了以后也是，就抄，抄了以后再给我们的同学看，再给我们朋友看，就这样滚雪球一样的，一下的很快地传遍全国。
解说：袁敏是《江南》杂志的主编，关于三十五年前的那件总理遗言案，她见证了全部过程，并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写成了一本书。
袁敏：我当时是杭州织锦厂的工人，遗言制造者蛐蛐儿是杭州汽轮机厂的工人，蛐蛐儿和我哥哥，我哥哥当时是杭州半山发电厂的工人，然后还有我书中写到的大耳朵，他是农场的工人，还有阿斗，他是兵团的战士，都是当时的一批热血青年，他们可能就比一般的民众会对政治更加关心，对祖国的那种政局和那种前途，他们可能会比一般的老百姓更多地关注，经常这帮青年聚集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然后议论时局，然后如果听到什么小道消息，那也是互相传达。
解说：当时的青年人最热衷的就是议论国家大事，袁敏的哥哥就有这样一帮热情似火的朋友。
袁敏：总理遗言出笼是2月5日，这个我记得很清楚，那么就是在这段时间是这帮青年人最频繁的聚会的时候，就议论到总理死的时候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留下遗言的话总理会说什么，大家都知道总理没有子女，他不可能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什么遗言，那么他如果说留下遗言的话，肯定是对自己的国家，对爱戴他的人民，他可能会留下什么话，大家是猜测，然后就是想。
解说：1976年2月5日，袁敏的哥哥从朋友手中得到一份总理遗言，朋友告诉他是这是自己在别处抄写的总理遗言，事后来看，这是总理遗言的第一次传播，袁敏的哥哥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份总理遗言的原创者竟然是自己的好朋友蛐蛐儿。
袁敏：蛐蛐儿的情况，他是我们这一拨年轻人当中，我们就是叫他风流才子的，长得很帅，一米八几的个儿，然后很浑厚的男中音，特别标准的普通话，就女生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但是他最突出的才能就是他的文才，文章写得非常漂亮。
解说：这是一份让人激动的文件，遗言内容情真意切，措辞中肯，文中对上层的政治心态和语言描述得又是那么得体，谁都没有怀疑遗言的真实性，蛐蛐儿也保守着自己的秘密，看着总理遗言流传越来越广。
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
在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这一段话把周恩来的亲民形象，把人民的幸福生活尚未实现，愧对先烈的悲哀，把扭转阶级斗争迈向现代化的憧憬刻画得荡气回肠。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请小平同志致悼词。
袁敏：迎合了人民群众普遍心中的愿望，肯定邓小平了，邓小平还能继续出来工作，因为邓小平那个时候实际上他整顿，就是改革，抓生产，老百姓生活太苦了，你再怎么抓革命，不生产的话，老百姓最后吃西北风去了，所以大家最最迎合，还有一个就是非常迎合人们，就是总理最后说的，就是骨灰不要保留，撒掉。当时看了以后，大家都是潸然泪下的，就觉得总理一生清贫，也没有孩子，最后连骨灰都不能保留，撒掉，大家觉得这个撒掉，实际上也有对自己身后的政局的担心。
解说：总理遗言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国外甚至有一百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这种局面让四人帮非常恼火，他们决定查清此事，后来被称为总理遗言案。
袁敏：他们就认为这个遗言，不可能是一个二十三岁的毛孩子做出来的，背后肯定有幕后策划者，就一定要把背后的老家伙抓出来，当时张春桥就说司机背后有首长，儿子背后有老子，一定要把幕后的策划者抓出来，二十三岁青年工人，怎么可能写出那么模仿总理模仿得那么像，而且写了那么多都是那种，一看就是对中国的革命斗争历史和中国的政治有相当了解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解说：关于总理遗言案的结局，依旧没有摆脱文革式的悲剧，四人帮依旧用简单粗暴的方式，首先逮捕了袁敏的哥哥，然后找到蛐蛐儿以及照片上的所有人，再后来全国涉案人数竟然高达四五千人。
陈晓楠：周恩来的去世给中国人的1976抹上了无限悲情的一笔，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民众从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胡风案，到反右、反右倾、社教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二十七年间从未平静。
厦门大学前校长、政治学家王亚南曾经尖锐地评价过七十年代，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几个骗子在统治一群哑巴，但是随着周恩来的去世，哑了几十年的中国民众突然在不久之后开口了，呐喊了，并且在天安门广场掀起了一股充满力量的浪潮。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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