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可以用胸怀壮志来形容”
在多次电话预约和短信交流之后，张晓松终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次采访是在11月3日深夜11点半开始的，而且是在网上。
“我真是太忙了，实在是太累了。”甚至，在网上聊天的时候他也懒得多打字，大多用简短的几个字来回答记者的提问。
张晓松是河北人，2005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身上只带了父母给的800元钱。
“那时候，可以用胸怀壮志来形容吧。”虽然，当时和朋友合租挤在一间几平米的小屋里，可是他喜欢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来安慰和激励自己。
他刚开始的工作是销售电脑，基本工资只有500元钱，卖出电脑后可以拿提成。
他当初为自己制定的目标是：攒够一定的资金，积累一定的经验，建立一定的人脉，然后自己开一个店铺。
在当了两年零七个月的电脑销售员之后，他积攒了6万元钱，然后和两个朋友每人拿出4万元，合伙在中关村租了一个店铺销售电子产品。
现在，张晓松自己干，主要是做U盘批发，他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实现了目标没有。“其它的也卖，说实话，我都说不清我到底卖什么，反正是什么挣钱卖什么。”
对于未来何去何从，张晓松说自己没时间去想这些事情。生活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他已经惯性地跟着旋转，停不下来，也许他根本不愿去想。
面对现实，宋时奎也坦言：“我读博士时的雄心壮志早已灰飞烟灭了。”
从严格意义上讲，宋时奎应该算不上“蚁族”，用“蜗居”来形容比较合适。他现在一家外企工作，工资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外企不给解决户口问题。
但宋时奎所面对的，和大多数“蚁族”并没有太大区别。
宋时奎是那种坚信“知识改变命运”的人。他是山东莒县人。1991年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县城教书。连续参加6次考试后，他终于在2000年考上了研究生，然后又继续读博士。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博士。
2008年宋时奎博士毕业时已经38岁了，他本来还想出国深造，但是实在没有经济来源来支撑。为了供他上学，妻子在农村省吃俭用还借了不少钱。他和妻子1994年结婚，1995年儿子出生了。妻子在家一边照顾儿子一边供他读书，“她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毕业之后，他只能和其他年轻人一样面对找工作的艰难，尽管他在2007年做的实验课题大豆基因转化成功。
他曾回学校所在地的一家农科所应聘，是导师推荐的，投了简历后一直没有音讯。
后来，也是在导师的帮助下，他到了一家外企工作。
“我妻子说，我这个学不该上。”宋时奎说，为了上学他已经和妻儿分居多年，“我甚至不知道儿子上几年级，他上五年级的时候我还买四年级的书邮寄给他。”
坚持还是回老家？
宋时奎平时不怎么喜欢回莒县老家，哪怕是回去，他也是看看老父亲，窝在家里不愿出门。“在乡邻眼里，我是博士，我在北京，好像非常了不起，其实呢？冷暖自知。”
宋时奎也不是没想过，在北京挣几年钱，然后回到家乡买栋房子，“但是已经回不去了，不是不愿回去，而是没脸回去。”
对社会阶层颇有研究的北京工业大学教授胡建国认为，“蚁族”现在只能算是中产阶层后备军。
这是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划分的，而不是经济学，“按照经济收入划分在中国也是不合理的，你说一年收入多少才算得上中产阶层？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他坦言，如果按照收入来划分的话，“蚁族”算得上底层了，和农民工一样，是城市里的弱势群体。
而且，胡建国认为，“蚁族”改变现状非常困难，“哪怕有的人上升，也是非常缓慢的。”他举了个例子，就像跑马拉松，最后一名跑到第一名的可能性非常小，在起跑线上已经输了一大截，“有很多人可能坚持不下来被甩出去”。
“根据我们的调研，很多大龄‘蚁族’表示，在北京干几年多挣些钱，回家也就有了资本。”廉思告诉记者，很多大龄“蚁族”要比年轻“蚁族”更无奈，但也更理性更现实。
刘刚的同事两个月前辞职了，和老婆一起回老家了。小两口在北京呆了7年，攒了十几万块钱，“现在县城开了个小店，听说他们打算在县城买套房子。钱挣得不多，可是压力小多了。”
刘刚已经开始矛盾了：到底是坚持在北京，还是回河北老家？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蚁族”人名为化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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