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为何缺“德”？

　　今年10月13日，两岁的小悦悦在佛山被一辆小货车撞倒，接着，在血泊中挣扎的她又被一辆卡车撞上。与此同时，有18人步行或骑车路过，没有停下来。七分钟过后，终于有一位拾垃圾的老者将她带离危险地带。小悦悦之死引起数百万条愤怒的微博质问：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吗?

　　五天后，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闭幕。会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小悦悦之死，为聚焦文化的中央会议增添了一个沉重的注脚。类似的注脚还有很多：奶粉生产商为了多赚一些钱可以往婴儿奶粉添加三聚氰胺，地沟油可以堂而皇之地走进俏江南这样的高档餐厅，馒头是黑心的，粉条是塑料的，猪肉是瘦肉精的……黑心厂家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想象力：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还有数不清的企业，在肆无忌惮地污染着河流湖泊、摧残着周边居民的生命健康。

　　如果说茅台、阳澄湖大闸蟹的假货压倒正货，各种山寨产品风靡全国，挑战的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那食品造假和小悦悦事件敲打的却是人们的良知和道德的底线。对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素来提倡道德治国、以儒家文化浸润整个东亚的文明古国而言，没有比这更有历史讽刺意味的了。

　　那18个路人甲，当然可以振振有词地为自己开脱，因为好心人被冤枉的事情屡屡见诸报端。最有名的案例发生在2007年的南京：一位老太太摔断了腿，一位名叫彭宇的年轻人送她去医院。法院判彭宇为老太太支付四成的医药费，理由是根据“常理”，如果彭宇对老太太的摔倒没有某种责任的话，他是不会帮她的。

　　国人缺“德”，当然与信仰的缺失有关。长期以来，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但是儒教具有强烈的“此岸性”。与一般宗教强调来世不同，儒家对彼岸的希望持否定态度，在祈祷时总是希望自己多子多福多寿，而不关心来世的命运。孔子说，“食色，性也。”也就是说经济的追求(食)和性的利益是人类前进的基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瓦解，中国出现了信仰的真空，人们把追求物质和金钱作为惟一的奋斗目标。这种现实、入世的生活理念，导致儒家未能提供一套强大的个人生活方法论，在信仰缺位的同时也导致人们没有畏惧之心。对此岸的关注，也导致信任的缺失，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欺骗非常普遍。

　　儒家思想的问题不仅于此。孔子“以德治国”的理念，要为今天的很多问题承担“历史责任”。

　　在以德治国的指引下，历史上的确涌现了包青天、海瑞等名垂千古的清官。但是以包青天、海瑞一己之力，仍难以撼动腐败的官僚集体。他们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安抚意义和象征价值：毕竟包拯能抓的官员能有几人?

　　对道德的迷思，危害甚大，因为它使得国民长期沉迷于对清官的期盼和寄托，而不去思考如何建设可靠的反贪体制。说句极端的话，雷锋、包青天、海瑞，都是国人精神的麻醉剂，让我们失去了思考制度改进的能力，掉进了道德治国的陷阱，总是眼巴巴地渴望下一个包青天的横空出世。于是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悖论：一个社会越是高呼道德万岁，结果就愈加可能是“礼坏乐崩”。老子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说的就是这样的深刻道理。道德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绝不能把道德当成治国的“工具”。

　　结果，秦朝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不但没有实现孔子“礼仪之邦”的梦想，反而陷入了“两暴文化”的历史周期律：暴君与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出现新的暴君”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重复了几千年，道德与仁义也就一再被踩在脚下。

　　黄仁宇先生在名著《万历十五年》中非常精辟地总结道：以道德代替法治，是两千多年来一切问题的症结。只是空洞地呼吁“德治”，却不能提出有效的制度去防止道德的沦丧，是孔子最大的历史悲剧。

　　我们必须意识到，法治是社会信任的根基，而社会信任则是道德的基础。小悦悦的悲剧正是源于社会基本信任的缺失。以道德为主、法治为辅的“德治”已为历史一再证明此路不通;以道德代替法治，更是危险的选择项。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主流媒体对现代版包青天和雷锋的颂扬，却始终不敢直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温家宝总理也一再呼吁“必须从制度入手，改变权力过于集中而得不到制约的现象”。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法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选择性执法”、“弹性执法”愈演愈烈，导致假冒伪劣横行，环境污染已然失控，食品安全危机滑入深渊。

　　由是观之，眼下国人既无信仰、又无法治，社会信任极度稀缺，道德出现“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的尴尬亦就不足为奇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应为小悦悦之死承担道德的“历史责任”。

　　国人缺“德”，不仅国人集体焦虑，政府也很重视。2011年2月，温家宝总理与网民交流时说“房产商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4月，温家宝总理直指“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现象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十分不满。”

　　政府可以重视道德问题，但千万不能再陷入“以道德代替法治”的历史旧轨，我们必须汲取两千年来的历史教训：道德只是目标，而不是治国的有效工具。求解道德难题，必须跳出道德求道德，必须从信仰和法治两个维度切入，否则不仅是口号治国，更会在道德迷思之下越陷越深。

　　胡适先生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人人都争当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都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这句警言值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铭记在心。（作者：刘胜军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