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冯军旗面前，是一幅横跨30年的官场生态图。
在中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共有一万余名，金字塔的顶端是孤零零的30多个副处级岗位和4个正处级岗位。
一个老干部对冯军旗讲：“这官场就像是一个苹果，但一次只让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
能吃完苹果的人并不多。
在中县，提拔到副科级，意味着干部档案会从人事局移到组织部，“算是大小当上了官”。
正科级则是很多干部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其在县里的难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级、省里的厅级和市里的处级”。
“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据冯军旗统计，一万余名大小干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终升到正科级。
有一次，他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年龄往往和岗位挂钩，“这里面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不在领导岗位呢，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
事实上，中央曾明确规定：“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并与担任同级职务的党内干部享受同等待遇。”
但在中县的官场中，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县人大一位副主任曾向冯军旗抱怨：“你看我发表文章都自己出钱，没有课题经费，电话费不报销，也没有专车，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有活动开会就派车来接我，不然我不去。”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
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
在整个金字塔结构中，一旦被提拔为副处级甚至处级干部，便意味着跨入了县领导的序列，“是中县政治里精英中的精英”。
根据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县乡的某种政治变迁趋势。”冯军旗分析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和资源还集中在县直机关，比如商业局的财政就占县财政的一半以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
在中县，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
冯军旗担任县长助理时，协助分管的部门是局和信息中心。司机常提醒他：“冯县长，你得打打招呼啊，分管一些有实权的部门！”
有些干部认为，有权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县，财政局是公认的“富衙门”，干部们普遍不愿意外调去“追求进步”，一些人宁愿做股长，也不愿意去别的局做副局长。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
在论文中，冯军旗根据县领导们的简历归纳出了一套“政-党螺旋晋升模式”，其中最典型的路径是“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县长-县委书记”。
“简单说，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周而复始，最终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冯军旗总结道，“打个比方，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在中县，管这叫做“没干成”。
而在受访的一些干部看来，只有能干到县委书记，“那才算真干成”。
“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西城乡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冯军旗曾遇到过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
后来，张南国到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询问为什么免其职务。卫生局长痛斥道：“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是什么决定了干部的晋升？这是冯军旗最常抛出的问题。
最集中的答案是，有为才有位。
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一种全新的政绩型干部任免机制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表现作为衡量标准的晋升机制。中县也随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年初，县里会把任务分解给各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年终召开表彰大会。
“从省到市再到县，政绩考核目标层层承包。”冯军旗在论文中这样分析，“这固然是30年来地方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引发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
在论文的一章中，冯军旗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假政绩与政绩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县县委书记陈道白的事迹最为典型。
当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为响应上级领导，陈道白提出乡镇要大办，村村冒烟。在强势行政指令下，中县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办厂任务，连县委幼儿园都分配了16万元的产值。
各个乡镇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并称之为工业小区、工贸小区。但实际上，除了一些用于接待观摩的厂区有设备外，其他都是空场空院。一位老干部总结道：“远看雾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
经过那两年的“村村冒烟”工程，全县背上了4个亿的债务。一位政法委的领导有一年曾做过统计，上访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业立县”时期造成的。
陈道白在任期间，一位叫刘石田的镇党委书记曾公开表达不满：“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接下来，刘石田的华生镇成为当年的落后乡镇，他本人也辞职，回到县城做了教委主任。
“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一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摊派100多万！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我当过农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冯军旗面前，刘石田甚至几度哽咽。
冯军旗了解到，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的继任者李朝中在接受冯军旗的访谈时称：“如果我再继续折腾，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玩味的是，搞休养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后来转任北山市发改委主任，等于平调。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官员的政绩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冯军旗一字一顿强调道，“但我只观察假的，至于好的，宣传部门已经说得够多了。”
在调研期间，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个年轻的学者：假政绩层出不穷，地方经济怎么发展？
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大环境稳定，经济自己就会发展起来，官员们折腾一下当然没太大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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