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窑厂的“新工人”
“剃光头、跟狗睡、乱说乱问就用皮带抽”
白色面包车驶出三环路后，阳湘正回忆，在一个路口，又被一伙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人，塞进两个男人，“这时车上有7个人，4个被抓的，3个人贩子。”
上午10时许，车驶入河北境内的涿州，另一辆白色面包车已在那里等候。“在涿州，我们被允许下车解手，随后又被押上一辆大的白色面包车，上车后发现，里面还有3个被抓的人，一个50多岁，一个70多岁，还有一个患夜盲症的男人。”
北京的那辆面包车随即返回，“感觉他们和涿州接应的，是同一个组织的，相互配合。”此后，车上7名被抓者由4人押送，继续往南。“一路押送我们的，都是北方口音，具体河北的还是北京的，我分不出来。”阳湘正说。
此后是一段漫长的行驶。约下午2点钟，满满一车人在一阵颠簸后，停进一个有着高高烟囱的砖窑厂，那里就是这些被掳者的终点站。
一扇铁门打开，又一扇铁门打开后，7个初来乍到的“新工人”被带进一间约20平米的宿舍，“有三间房连在一起，我们7个人被关在中间的那个房，就一个用木板拼起的长通铺，条件很差，里面养着两只狗，也睡在床上，我们就跟狗睡在一起。”阳湘正说，“我在那里呆了一个月，没有洗过澡。那个日子很难过，太苦了，以前没过过那种日子。”
“在我们7个人来之前，铁门里面还关着两个人，一个50来岁，络腮胡子，听口音也是北方人。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阳湘正说，在他们被关进去大约十多天之后，又进来两个小伙子，一个20多岁，一个30多岁，但都没有交流。
“在里面不让乱说话。”阳湘正说，虽然这些人住一个房间，睡一张通铺，但进厂后被规定：不准交谈，不准询问对方的情况，也不准打听那里（指砖厂）的情况。
“有一个监工，也就是班长，住在我们隔壁的那间房，24小时监控我们，只要发现有交头接耳乱说乱问的，就用皮带抽，用电棍打。”阳湘正说，班长叫马元叶，是河北人，不到40岁，“个子不高，很胖，他们叫他‘小胖子’。”
白天在窑厂干活的时候，马元叶总拿着一条1米多长，约2厘米宽的三角皮带监督他们，谁不听话，干活不出力，就打谁。另外还有一根类似警用的电棍，“不听话的，逃跑被抓的，就会被用电棍电击。”
为了便于管理，阳湘正说，凡被抓进去的工人，进去后都得剃光头，然后每人发一套制服：上衣为红色短袖，下身为灰色短裤，但只有一套，没有换洗的。“就像监狱里的囚服，如果有人在工地干活时想逃跑，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黑奴工”陆续出逃
“逃了5个还有4个，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另外也是为了与其他工人相区分。据出逃后的阳湘正介绍，砖窑厂的工人分两种：一种是“正式工”，多是从本地招来的农村人，大概有二三十人，这些人没有统一的制服，也不用剃光头，多住在自己家里，干活按劳取酬。另一种则是他这样被抓的“黑奴工”，除了在窑厂干活和吃饭，其它时间都被关在铁门里，被人看守，也没有工钱。
一天虽然有三顿饭，但多半是吃馍馍，这让南方人阳湘正很不习惯，“一日三餐，每餐发三个馍馍，吃不饱可以多领一个，吃四个，但菜都是生的，也只有黄瓜、西红柿什么的，切好放点盐就给大家吃，没有油也没有作料，没有荤菜。别的就是马铃薯，偶尔有玉米粥，吃不饱也吃不好。在被关的一个月里，我没吃过一顿米饭。”
阳湘正说，他刚进砖厂时，曾到老板那里领了50张饭票，“两块钱一张的那种，但都被马元叶拿走了，而且只发过这一次，以后老板就没给过我饭票了。”
挨饿受累，没有自由，没有报酬―――逃跑，成了“黑奴工”们暗中的躁动。
首先出逃的是那个患夜盲症的男人，在一次白天干活中，他趁班长不备伺机逃走，但没跑多远就被追了回来，“被毒打了一顿，用皮带抽他，电棍击他，整夜地罚站”，但此后不久，在一个下雨的晚上，夜盲症男人成功出逃。
6月下旬，在阳湘正之后进来的两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也双双出逃成功。
另外一个50多岁的男人，“那个人身强力壮，睡在我旁边，我们悄悄聊过话，只知道他姓陈，是保定人，一天晚上他趁加班也逃走了。走之前我还睡在床上，他曾拖了一下我的腿，后来想他可能是让我跟他一起逃，但当时我没能领会。”阳湘正说。
终于在7月8日的这天中午，阳湘正趁大家午休之际，从窑厂成功脱逃。“我躲在四周的棉花地里，不敢走公路，就在田里猛跑，边跑边打听火车站，跑到10公里外的吴桥县城已经是夜里，第二天上了去北京的火车。”阳湘正说，被抓进砖厂后，为防止身份证和随身携带的900块钱被搜走，他将身份证和钱一直藏匿在贴身内裤里。在他向记者出示的证据里，有一张7月9日早8点从吴桥到北京的K 412次硬座车票。
直到逃到吴桥县城，阳湘正通过打听才知道，关了他一个月的地方，是位于沧州市吴桥县铁城镇的城西梁村砖窑厂。
由于出逃仓促，阳湘正的行李袋还落在砖厂宿舍的床下，而他的手机在进厂之初就被一直扣押在老板那里，尽管他连老板是谁、老板的姓名都不知道。
“我逃走后，还有4个人被关在窑厂里，一个70多岁的老头，一个18岁的小伙子，一个50多岁的络腮胡子，还有一个40岁左右的人，干活很老实―――在里面不让交流，这些人叫什么名、是哪里人、什么原因被抓进来的，我都不知道。”阳湘正说。
令阳湘正担忧的是，那4人当中，有两人长期被毒打，可能已经丧失了逃跑的能力。
“一个是70多岁的老头，因没力气干活，一到晚上班长就教训他，拿皮带抽他，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还罚站，不给馍馍吃。另外那个18岁的小伙子，我们没进去之前他就已经在那了，也被打伤过，小腿的伤疤一直没好。这两个人逃出的可能性不大。”
阳湘正的头部、大腿至今也还留着在窑厂被打的伤疤，“刚出来时，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现在都没有了。”
阳湘正回忆一次被打后，“我在铁门里面大叫，说我们也是人，白天干活，晚上还要我们干活，不让睡觉，哪有力气干活，你还要打，我只好把这条老命交给你了，你要打就打死我!从那以后他再打我，就没那么凶了。”而那次在铁门里的喊叫，也被外面的“正式工”听到了，“这些村民也实在看不惯了，就过来骂马元叶，说你们把人家抓来，这样干活还这样对人家，太没人性了!”
阳湘正说，那次之后，马元叶还给他找来止痛药，让他吃了20多天。“他也是听老板的，不得已才充当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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