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有一次毛泽东明确交代邓小平说，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革”的结论做一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令毛泽东失望的是，邓小平明确回答说，“文革”的结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
周恩来与毛泽东握手，中间是邓小平。
本文原载于《福建党史月刊》，原题为《1973年，毛泽东的“三多一少”为啥不能实现？》
据相关资料记载，1973年初，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文革”中已被打倒的邓小平之后，曾随手写下了“三多一少”这四个字，并向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周恩来应多休息，邓小平应多工作，王洪文应多学习，江青应少说话。可以说，这“三多一少”也是当年毛泽东为稳定中国政局的最大心愿。
然而，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战略家也是如此，因为他所期望的“三多一少”这四个人中一个也没有做到。所不同的是，前两位是无法做到，后两位却是不愿做到。
周恩来无法休息
周恩来是在1972年初的一次常规尿检中被发现有癌细胞从而被确诊为膀胱癌的。据医疗专家介绍，这种病是比较能医治和好控制的，只是在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容易复发。然而，林彪事件后，大量党和国家的繁杂工作，国务活动和军事战备，“文革”中的无理纠缠等等一股脑儿地压到周恩来的肩上，他哪能不劳累呢?
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高龄老人，在病魔和繁重工作的双重夹击下，周恩来的病情自然会不断加重。邓小平复出以后，周恩来当然比谁都高兴：他清楚邓小平的才干，他更了解邓小平的施政方略。因此，周恩来在一次接见外宾的时候曾说：“现在，副总理（指邓小平）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我的主要任务是休息。”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泽东、周恩来期望的休息实际上周恩来是无法实现的。
一是“四人帮”早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夺权的最大障碍。林彪事件后，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满以为是他们在中国政坛上登顶夺权的最佳时机，没想到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把邓小平从江西召回来担任副总理，而且很快便安排了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明眼人一见就知，对邓小平的这一安排是毛泽东百年之后的影子格局。江青等人对这样的安排真可谓是恨之入骨，他们对毛泽东无可奈何，而周恩来、邓小平却是他们发泄怨恨的对象，也是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于是，“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外交部“153号简报事件”等等一个接着一个。“四人帮”的目标很明确，利用这些所谓问题整倒周恩来，即使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倒、折磨倒。在中美“乒乓外交”时，周恩来要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的基辛格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出于礼节的需要，无法考虑那些无所谓的细节。“四人帮”却听到风就是雨，无限上纲地向毛泽东打小报告，告黑状，于是，中美会谈中，周恩来犯了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就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样，也就引发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于是，“四人帮”便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于1973年年底至1974年年初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展对周恩来的批判。这次批判整整持续了两个多星期。
“四人帮”批判周恩来在对美谈判中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之后，毛泽东在一次评《水浒传》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搞投降，做反面教材”。于是，文痞姚文元立即借题发挥，将毛泽东的话批发全国，在全国展开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主义的运动。以致周恩来在一次进入手术室前，还大声疾呼：“我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四人帮”还利用在林彪的住处发现有许多孔子言论，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他们也把“孔”影射为周恩来：周恩来读过孔子的书，孔子做过鲁国的宰相，宰相就相当于现在的总理。
后来，光影射周恩来还觉得不过瘾，江青、张春桥等干脆在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狂潮。
周恩来，一位年逾古稀的重症病人，他要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要和“四人帮”周旋，他要支持邓小平工作，许多事还要灵活掌握毛泽东的意图。他还怎么休息呢?
到了1974年11月下旬，四届人大即将召开。原先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周恩来已经三四次准备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结果都被迫流产。这时，毛泽东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一再耽搁的四届人大还是被提上了国家议事日程。这又是“四人帮”企图上台掌权的最好机会，他们是万万不能放过的。“四人帮”的目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百年之后任党中央主席，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便在88岁高龄的朱德谢世后取而代之，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在这样一个险恶的政治背景下，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一大批党内健康力量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叶剑英首先考虑到，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只有请周恩来出山到长沙去和在那里的毛泽东当面商谈才能定夺，或者更准确点说，才能挫败“四人帮”以他们为主的组阁阴谋。因为只有周恩来才最了解毛泽东，也最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但是，周恩来的病势已经很沉重，他还能不能离开医院远行呢？叶剑英通过和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联系和了解，最后仍然忍痛让周恩来乘专机飞一趟长沙。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只带随行人员外出的周恩来这次还带了协和医院心脏内科专家方圻教授和秘尿科主任吴德诚教授以及他自己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保健护士许奉生等人。连氧气瓶等一些急救器械及药品也捎带上了飞机。叶剑英还当面交代周恩来的随行医护人员：“一定要让总理安全地返回北京。”可见当时周恩来的病势已经严重到何等程度!但是，他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仍然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最后一次乘上飞机飞赴长沙。
据相关资料记载，仅从1974年1月到周恩来住院的6月1日这5个月时间内，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之外，其工作时间达139天。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的有9天，工作14―18个小时的有74天，工作超过18个小时的有38天，工作24小时的有5天，还有一次他整整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不得休息。
是啊，在那样一个全国都乱的非常时期，周恩来哪能安安稳稳地休息养病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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