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安稳生活的追求催生当下中国人的移民梦(组图)

　　小吕爸爸的一个朋友，女儿在多伦多，一家人也要移民。“我去找她玩过，我发现加拿大真的很适合移民。我爸爸还有两个同学在多伦多，等那个叔叔也移民了，我想我爸爸妈妈过去之后，起码不会没有朋友。多伦多华人社区很大，中餐店又多又好吃，好多银行都有华人接待的，不会说英语问题也不大。房子我都看好了，在一个地铁终点站附近，有个很不错的社区，很多中餐、韩国菜，治安也好，房价也不贵。我想他们可能会无聊，没准开个小餐馆什么的吧，具体的还没想好。”

　　小吕说：“我和妈妈、爸爸基本上没有什么很难沟通的事情，我爸爸比较传统，也不善言辞，但是我妈妈是一个很新潮、有时候很天真的一个人。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妈妈从来没管过我什么早恋啊这些事情，也没逼着我学习。我问我妈，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或者跟个女的结婚了你理解我么？我妈就说不结婚也没事，要是跟女的结婚了你别告诉我就完了。我觉得我爸妈还是非常好沟通的。最大的矛盾也就是叫我赶紧找对象啊、好好找工作什么的这些小事，大事上我们大家的思想还是很统一的。不过我妈不喜欢我批评时局，我妈说，这跟愤青一样没气质，而且有些事不必说，做就行了。”小吕知道，妈妈在“文革”的时候受过一点儿刺激，妈妈当时住在民主党派的院子里，经常能看到院子里的人被红卫兵逼疯了，或者是放学路过后海看到自杀者的尸体被捞上来，还有楼里有自杀的人，尸体被抬出来。“当时我外公关在九三学社的一个院子里，只有我妈和我姨两个女孩子在家，我妈说当时她们俩一个10岁、一个7岁，自己连饭都不会做，还成天有红卫兵闯进来抄家什么的，两个小孩吓坏了。我妈说那是她人生中最恐怖的10年。我妈妈也不是故意跟我说这些，就是我妈妈有点儿神经质，特别容易乱想。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是小时候吓着了，然后顺便说了这些事。我希望她能够健康、开朗，永远高兴。”

　　另外四个人

　　杰西卡，这是她在外企工作用的英文名，她先后在两家外企工作，第一家服务了10年，第二家服务至今也有6年了，这两家公司大名鼎鼎，在世界500强里都排在前50名。杰西卡2004年在美国总部工作了一年，把3岁的女儿送到当地幼儿园。入园第一天，还不懂英语的小闺女就参加了地震演习训练，加州属于地震多发地带，幼儿园和学校时常举行演习。每天早上，女儿到幼儿园之后，老师会带着孩子高声朗诵一句口号：“我们对待别人，不能用我们不喜欢别人对待我们的那种方式。”这个略微复杂一点儿的句子翻译过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时，杰西卡的丈夫是以家属身份去美国的，每天接送孩子、买菜做饭的事情更多由他承担。工作期满，丈夫对“家庭妇男”的身份感到厌倦，一家人告别加州的明媚阳光，回到北京。在北京，夫妻二人都是“精英大白领”，每天忙忙碌碌。到2010年，国内忽然接连发生几起校园凶杀案，有杀手闯入小学杀害孩子，北京的小学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丈夫忽然跟杰西卡念叨，我们移民吧，去加拿大。这个目的地的选择没费什么时间，他们服务的都是美国公司，对北美最熟悉。加拿大的情况也相对简单――温哥华适宜居住，可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多伦多的机会更多。从移民的念头萌发，到办完相关手续，杰西卡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其间还成功传染了一位上海同事，同样办理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现在，杰西卡一家三口等着加拿大的审批，一旦获批，就准备奔赴“新大陆”。她也有心情回顾这10多年的职场生涯：“我在美国总部工作那一年，发现那里是弹性工作制，很多人都是早上送孩子上学之后就到公司，这样下午4点多就能下班，回家去喂宠物，享受家庭生活，从来不加班。这种比较正常的工作状态，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跨国公司都把中国大陆当做最重要的市场，定下非常高的目标，我们这些职员就要贯彻执行，都跟着这个目标拼命，其后果就是人际关系的紧张和无法消除的焦虑感。我们这些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人，算是赶上了好时候，那就是外企在中国的黄金时期，收入高，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我们的目标就是升职、涨薪水，时不时能接到猎头公司的电话，告诉你又有一家大企业给出多少万的年薪。可现在‘80后’的年轻人进入公司，外企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就是很普通的打工者。现在，房价飞涨，要想过体面的生活并不容易，可上升渠道比以往更为狭窄，人际关系――那种内部和外部，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竞争，让你待在公司里极其紧张。”

　　杰西卡的这种紧张感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她在美国考下了驾照，在中国却从来不开车。“我前两天带女儿出门，打出租车，出租车上的乘客要下来，我们要上去，后面过来一个奔驰跑车，一直就在按喇叭，我们上了车开走，那辆车还在后面跟着按喇叭。我就对司机说，不要回头，不要惹他，这时候我就想起北京那起‘英菲尼迪车祸案’――北大、清华毕业的夫妻俩，和我们一样是‘白领’，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去看病，结果被后面的车给撞了。还想起最近看到的新闻，说有些‘少爷’，车里都带着枪。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杰西卡说她在美国工作那一年，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她的婆婆80多岁，住在山东老家，一直是个教徒，可她自己从来没想过成为教徒，在美国那一年，一家三口每到周日就去教堂，如今，女儿会用耶稣的教诲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她们学校搞一个班会，本来我女儿和另外一个女生被确定为班会主持人，可到班会召开前，我女儿的主持人资格被取消了，另外那个女孩子说我闺女长得难看，黑，不能当主持人。我女儿就打电话给我，问：‘妈妈，我长得难看吗？’我只能说：‘闺女，你长得很美，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都是平等的。’我不知道怎么宽慰她，她却在电话里说：‘没事儿的，耶稣说过，要服务于别人，要做头也要做尾。’她能这样想，让我觉得宽慰。我们的家庭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和社会、学校的教育在竞争。我们的孩子，如果家庭教育跟不上，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成为一个我们不希望成为的人。”

　　与杰西卡不同，陈先生的移民加拿大之梦还遥遥无期，他1997年在南京办理第一次加拿大技术移民，1999年办理第二次，2003年在西安开始第三次，如今在办理第四次申请，他在电话里承认：“这个梦想离我自己是越来越远了。”他的移民之梦起源于1995年在乌克兰的留学生涯，那个地方的壮美风光和淳朴民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是什么奢华的生活，就是完美的自然环境，大家买一毛钱的樱桃吃，都会高兴，在市场上买点儿东西，顾客都会轻声细语地问，这个东西能便宜一点儿吗？不会粗声大气的说话。我看过《瓦尔登湖》那本书，我的梦想就是能在那么一个美丽的地方生活，如果我不能移民，那我过些年退休了就去新疆找这样的地方。”陈先生服务于一家大型电器公司，在南京、西安、广州、海南等地辗转工作了10多年，电话中谈起为什么想移民就激动起来：“不公平啊不公平，我辛辛苦苦打了10多年工，每年给企业创造4000万元利润，可工资一直那么少，公平吗？我在西安买了套房子，繁华地带30多层高楼，到现在已经7年了还办不下来产权证，谁能知道这样的楼手续不全，我的投资得不到保障，这公平吗？”在接到我的电话之前，陈先生刚在网络上跟人吵完架，他说他希望某人能出任总理，因为他意识到了贫富差距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谈起国家大事，陈先生愤怒了：“那么多的孩子失学，可那么多人开着奔驰、宝马，这公平吗？都说我们自己的红旗轿车好，可那些当官的谁买红旗轿车了？他们爱国吗？一辆玛莎拉蒂，多少人议论啊，这样一辆车4000多万元，能养活多少老百姓？这不还是发动机上弄个铁盖子，凭什么卖那么多钱？美国的次贷危机，他们享受好生活，浪费那么多资源，要我们买他们的国债，用金融衍生品来坑蒙拐骗，这个世界蕴藏着更大的不公平。”陈先生越说越激动，但很快就自嘲起来，“我说这些话，都是愤青言论，和我的年纪不相符，我的这些想法也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这是我的纠结所在，我希望能到瓦尔登湖那样的地方，把这些混乱的念头都抛开。”陈先生承认，技术移民逐渐缩紧，投资移民需要的钱他承担不起，第四次申请的结果可能还是失败。

　　对于西宁的小向而言，钱从来不是问题。他出生于1982年，父母做生意，他在成都上大学，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看见那些家在外地的同事，为了攒钱买房子累到吐血，于是辞职，回到西宁接手家里的生意，感叹西宁的闭塞，办完了新西兰的创业移民，打算把生意做到新西兰去。“上大学时我还是一个爱国青年，整天讨论光复台湾；可另一方面，为了加入学生会，又没脸没皮，请老师吃饭，请高年级同学吃饭，我猛然发现，我们对权力、对官职的崇拜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很多同学都会说，我既然改变不了现状，我就要加入其中。这时候我才开始自我教育，要把我以前学到的那些假的东西一行行删除，然后重新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国家究竟是怎样定义的，中国人这三个字的重点到底是中国还是人。我的一位朋友，孩子要上幼儿园了，入托前，父母对他的教育是，要学会打架和骂人，这样才不会吃亏。我可不愿意将来我的孩子重复一遍这样的生活，他们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坏人，见死不救，只知道吃喝拉撒。我还年轻，我只想过心地干净、有朝气的生活。”小向说，在新西兰工作一年之后就能获得绿卡，然后再考虑换国籍。

　　杭州的老王，已经在去年10月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他选择了墨尔本，墨尔本刚被评为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老王给这座城市打了99分。“空气、环境、政府服务，这些都无可挑剔，扣掉的一分，是这个城市略显陈旧，土了一点儿。不过，这里的确适合人居住。我从1994年开始做外贸生意，曾在莫斯科、约翰内斯堡长驻，以我的经验，外国人在异地总有一些紧张感，很难交到朋友，可我在墨尔本待了不到半年，手机里就多了40多个人的电话，都是我新结识的朋友，有黑人，有白人，有越南人，那里很容易交到朋友，每个人都与人为善。孩子在那边也很幸福，下午3点放学就去公园玩，在国内，他每天晚上写作业写到八九点是很正常的现象。我现在料理自己的生意，一半时间在国内，一半时间在澳大利亚，可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回来了，他习惯了那边的生活。”老王谈话极为从容，“我在国内生活也非常好，不会为钱发愁，可我们也有不安定的感觉，像我这样收入的人，买一套房子都非常困难，我真不知道以后人们怎么生存，现在我逐渐把财产转移到澳大利亚，就是为了安定。但我对国家不会有任何激愤的批评，毕竟我得到了利益，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我只是想能生活得更好、更放松。”

　　“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