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妖术恐慌
教育局完全合乎逻辑的解释所起的作用看来颇为有限。4月中旬以后，妖妇摄魂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此时摄魂谣言中的受害者不再限于孩童，南京城里的成人也纷纷在身上挂一个红布口袋，里面装上茶叶、桃树叶、生米和七小块妇女月经布，以此来辟邪。
南京市民陷入集体性的幻觉之中。
4月16日，李高氏经过马巷口一家烧饼店，她发觉自己迷路了，于是向店主问路。烧饼店主却突然全身打起了寒噤，身体麻木僵硬。一个卖油条的妇女正好经过，也犹如魔怔了一般，昏迷了过去。
像李高氏这样的普通南京妇女，在1928年4月，突然成了众矢之的。和1768年妖术大恐慌下的民众反应一样，南京市民的矛头指向了社会底层的流动人口。那些平日里走街串巷的三姑六婆，尽管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却一贯是受歧视的角色。她们过分热情的言辞和夸张的表现，看上去和摄魂妖妇有天然的联系。
于是，民众见到这样的妇女，开始是扭送到公安局；到后来发展到群情汹汹，南京街头，行人动辄被饱以老拳。一个女人仅仅因为看到一个拉黄包车的，因有一面之缘，便对他微笑致意，就被路人误以为是摄魂妖妇，于是众人一拥上前，扭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
社会秩序如此混乱，人们心理紧张到没有基本的辨析能力，想象力却前所未有得活跃。一个玻璃瓶、几张纸、一个微笑，或一句言语，都会引发他们的敏感情绪，进而导致暴力行为。
自然少不了有人乘乱谋利。市民邓荣福经过马马氏家门前，向她问路。孰料，马马氏高声喊叫，说他为摄魂者。路人立即上前围住邓荣福殴打，他的衣服被撕破，身上携带的三十元票洋也被乘乱抢走。纱帽巷一家女塾的教读成文玉，到城南书店买书，用手巾包好。回家路上，走到二道高井，也许是她买到了想要的书籍，脸上挂着高兴的神情。于是，有一个妇女突然指她是摄魂的。可怜的女先生，衣服和手包都被抢走了。
一向循规蹈矩的底层民众突然发现自己也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指责别人是摄魂者，成了最有效的报复手段。面店老板娘发现自己的幼女被吃面的算命先生逗哭了，便大声喊叫，说他是摄魂人，于是不用亲自动手，其他顾客便蜂拥而上，为她出了一口恶气。
媒体为此忧心忡忡。4月20日《京报》发表了署名“怎不愁”的文章《摄魂把戏》。这位怎不愁氏描绘了南京可能出现的可怕局面：“商旅裹足、家家闭户，柴米油盐，无人挑卖，几十万市民坐而待死而已。”几天前，《京报》就发出“妖妇摄取魂魄耶，流行病之传染耶”这样的质问。《京报》记者说，如今春气和暖儿，南京人一向不讲求卫生，可能是一种传染病流行。
教育局的第二次布告证实了《京报》记者的猜测。教育局长陈剑发布了七字韵语布告，解释妖妇摄魂纯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它的流传，实际上是由于“反动分子”的“乱凑趣”和“时疫”流行，他呼吁市民不要轻信，要注意自家孩童的卫生健康。
首都卫戍司令部也发出辟谣报告，指谣言是潜伏的敌探、共党和地痞流氓等人编造的，目的是扰乱后方秩序。从1927年以来，时局动荡，南京始终是一个漩涡中心。所以，才会出现阴兵助阵这样的谣言。毫无疑问，国民政府也正好藉此清查南京城里的敌对势力，树立政府的威信，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 多管齐下
4月17日下午两点，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孙伯文召开了一次研讨会。
当天上午，公安局已经发出了辟谣警示，针对连日来民众“聚殴六婆，时伤行旅”的混乱秩序，指出一切要依照法律来办，“民众非裁判之官，街衢非审判之地”。对于那些已经被扭送警局的疑犯，要讯取供词，转送地方法院依法讯办。同时，也通令各区警署严密查拿在案的逃犯等。
下午的研讨会可谓是谣言传播以来最有效的一次行动。农、工、商、妇女团体，公安局各区官佐、新闻媒体，共50多人，从生理学、心理学的维度探讨防治谣言之法。根据医生诊断，孩童和市民死亡的原因，实际上是一种传染病“拉麻症”（可能是脑腹炎一类的流行病）。正是在修建中山陵这个背景下，东门一带孩童染病死亡这一偶然巧合，配合学龄儿童调查这一契机，谣言得以讹传蔓延。
整个南京被动员起来了。各界自发组织废除迷信宣传队，公开辟谣，以正视听。市长何民魂也于次日下午向公安局职员训话，要求扩大民众的知情权，把涉及谣言的几十起案件审讯详情公开。19日下午，他又在第一通俗图书馆召集南京64个团体谈话。详细解说摄魂谣言的种种，请各团体向亲朋好友宣传，详为解释。自然，他也痛诋“地痞流氓、孙传芳党羽、共产党徒”从中鼓弄。当天，南京市市政府也发布了政府布告，解释摄魂谣言，公布了对市民扭送公安局的 “妖妇”的审讯结果，证明所谓摄魂之事皆为子虚乌有。若市民私自殴打行人，也将受到惩罚。
很快，就有人充当了政府的“宣传工具”。20日下午，一个叫康泉生的人到下关永宁街一家肉档买肉，被陈姓屠户指认为摄魂人。结果，康泉生被殴打致伤。岗警把两人带到下关区第二分署。署员的处理结果是，罚陈屠户赔偿康泉生被撕破的衣服和医药费，原本要严办他，后经下关总工会办事处主任出面说项，这才作罢。最后，陈屠户被要求雇了一辆马车送康泉生回家。他还要披红插花，沿途燃放爆竹。
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教育局长陈剑乘机拟定了五条辟谣标语，广为宣扬：（一）莫信妖人摄魂的谣言；（二）严防反动分子鼓动邪说；（三）邪说是煽惑人心的；（四）只有疾病能死人，邪术是不能死人的；（五）破除迷信，消灭邪说。
于是，在各职能部门的努力下，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妖术恐慌渐渐平息下来。
这起摄魂事件无意中也推动着政府建设新南京的步子。4月24日内政部长薛笃弼根据各国成例，拟定了《扫除法》草案十条，保持南京市的卫生清洁和市容整洁。南京市特别市政府也推动发起了5月1日至3日连续三天的“卫生运动”，鼓励市民自发打扫街道，对公共厕所进行消毒，参观卫生陈列等。卫生被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卫生程度之高下，一国强弱可推知之。
国民党政府在处理摄魂恐慌这一社会危机时，与社会各领域在动态的配合过程中，重构公民和社会的理念，政府威信亦得以在更大范围内确立起来 。这可是寻常政治运作都难以实现的深入人心的效果。
而就在南京市民的恐慌渐渐趋于平缓的时候，摄魂谣言却在上海、镇江、扬州、无锡、常熟等地再度复生，尤以乡村为盛。谣言说中山陵即将竣工，需要1500名阴兵把守。甚至安徽无为县的父母也给自家小孩挂上了红布条。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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