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和诬蔑
三年多的囚禁，给丁玲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几乎与世隔绝，能够接触的不是看守就是叛徒、特务，还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劝降和“洗脑”。要么在夜晚将其带往阴森恐怖的黑暗房间，要么在深夜将其从热被窝里拖出押至刑场，无休无止的恐吓、哄骗甚至令人尴尬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小便，另外明知冯达已经自首、叛变，还要与其同居一室，以夫妻相处，这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对于这一切丁玲只能独自承受。更有甚者，特务们放出比杀人还要恶毒的谣言来中伤、诬蔑丁玲。特务曾数次将国民党特务编造的刊登在报纸和杂志上的所谓“社会新闻”放在丁玲房间，说丁玲已经放弃共产主义，背叛共产党，早已“自首”、“叛变”，还编造丁玲与大特务马绍武已经同居的消息，称马绍武被杀是丁玲的另一个相好与其争风吃醋的结果，诬蔑丁玲是如何的不堪，是如何的风流下贱等等，不一而足。其编造者就是以臭名昭著的叛党分子、大特务丁默村为首的一批“御用文人”，丁玲为此曾痛苦地自杀过，是冯达救了她，冯达有看守丁玲的责任，如果丁玲死了，他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徐恩曾曾说：“造谣最好的方式就是对人身进行直接地攻击，这样既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又能够达到快速传播的目的，就像在一张白纸上涂鸦，即使以后擦干净了，那张白纸也不是原来的那张白纸了。”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为什么在拨乱反正后的那么长一段时间里，丁玲都没有得到平反昭雪，是不是这个谣言在作祟呢?据了解，囚禁期间丁玲在叛徒当面指认的情况下，也仅承认自己是一名“左联”战士，从来就没有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从来就没有承认”，哪来的“自首”?没有自首，哪来日后的“叛徒”、“特务”一说?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丁玲真的自首了，叛变了，以三年多的时间和著名作家级的水平能写不出几篇小说和文章?如果真的写出来了，特务一定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告诉别人：“丁玲不是好好的吗?我们根本没抓她，她的大作已经出来了。”但事实上丁玲从没给中统特务这样一个机会，她一篇文章也没写，甚至连国民党主管文化的大员张道藩费尽心机，让丁玲修改一下剧本都没有成功。中统特务之所以没有杀丁玲，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不值，他们怕的不是社会舆论，不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营救，而是怕租界里外国人抗议“治外法权”受到侵犯，从而引起外交风波，对国民党当局不利。
一定要逃出去
丁玲的原则性非常强。囚禁之初，从不与看守、特务说话，看守、特务与她说话时，丁玲就像没听见，根本不予理会。有叛徒来说降时，丁玲更是横眉冷对，怒目而视，只要叛徒一张嘴，她就以“叛徒，特务，你不配与我说话，滚!还不快滚!”等话将叛徒轰走，叛徒一般脸皮都很厚，赖着不肯走，丁玲就以“这里怎么多了一条癞皮狗”，“怎么这么臭!哪来的癞皮狗放屁”等言语讽之。凡劝过降的叛徒、特务没有一个不说丁玲是最难缠的，其铮铮铁骨，日月可昭!
丁玲被囚禁于中统特务宿舍后，对看守、特务以及冯达的态度逐渐有了一些改变，对人也客气了，有时还主动与之说话，叙谈的都是一些生活方面的话题，如天气、吃饭之类。
有的特务坏得很，专挑敏感话题，如某某被抓来了、某某人自首了等等，丁玲这时就会双眉紧锁，显出愤怒神色，或扭转身去，或在其谈兴正浓时冷不丁问一句“你带伞了吗?”或是“你的气色很难看，莫不是病了吧?”突然打断对方，使对方完全没有了继续谈下去的兴致，直到将特务气跑为止。半个世纪后家父回忆起这些细节时，常常感慨丁玲是个了不起的女性，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能够不断变换自己的斗争策略，既坚持不暴露党的机密这一大原则，又让特务错误地感觉到丁玲确实在改变，是个可以感化的人。丁玲以“革命的灵活性”争取到了一些自由，而这些自由又为她寻找党组织、回到党的怀抱提供了便利。丁玲住到苜蓿园之后，多了些自由，与特务、叛徒的关系也“融洽”了。为了迷惑住特务最重要的眼线，丁玲与冯达“重归于好”，还生了个女儿。为了“逃跑”大计，在特务的安排下，丁玲接来了母亲、儿子（与胡也频生的），给特务留下“丁玲要安生过日子”的错觉。徐恩曾带着丁玲去春游秋游，表面上是轻松的游玩，实际是在考察丁玲，窥探其真实思想;丁玲陪伴在侧，则没有选择也不容选择，如果硬抗，只能回到之前的严密囚禁状态，那么原先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成功的“隐藏”和“伪装”让丁玲的心每天都在滴血，但她已经没有选择，只有继续迷惑和麻痹特务，才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丁玲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
1936年夏，丁玲以冯达病重，侍候日久心情烦躁为由，试探性地向徐恩曾提出要去北平散散心，结果得到批准。这是丁玲迷惑特务的最后一步棋，因为此时丁玲已经与党的地下组织联系上了，不过她遵守诺言准时归来，给特务们造成一个“要跑早跑了”的假象。丁玲回来不久，又以患病需要就医为由，申请前往上海，徐恩曾批准了。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丁玲终于逃出魔掌，抛子别母的痛苦背后又是多么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
对于丁玲逃出魔掌后来到陕北前的这段情形，《潘汉年》一书是这样记述的：在潘汉年的安排下，丁玲与另一位地下党同志改名换姓，经过重重关卡终于到达西安。在西安，潘汉年希望她到巴黎去，在坚定的“不”字后面，潘汉年体察到了一颗拳拳之心。是呀，她刚从国民党特务的囚禁中出来，是多么渴望到自己最亲的人那里去，到母亲的怀抱里去，党就是她的母亲，陕北就是她的家。只有投入到母亲的怀里，才可以慰藉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何况已经来到了西安，来到了家门口，她不想再上别的什么地方，只想到陕北去…… 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丁玲冤案
在保安（今志丹县）她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在欢迎会上获毛泽东赠送的《临江仙》一首：“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足见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对她是多么器重。刚刚回到组织怀抱的丁玲以极大热忱投入到《解放日报》文艺主编的工作中，却无端遭到这样那样的责难。《三八节有感》写了什么呢?无非是一些人不该说投奔延安来的知识分子“没有我们，你们哪能上延安吃小米”，可人家是舍弃了安逸和白米饭来投奔革命的呀!《莎菲女士的日记》又有什么错呢?
几十年后不是被改编成电视剧上映，引起很大共鸣吗?她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这本是一篇无可非议的文章，谁知以后竟被中统特务歪曲利用，还有许许多多的“不懂”与无奈。“抢救运动”中，丁玲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批判。
建国后的1955年和1957年，她又先后被诬为“丁陈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再遭批判，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进行长达8年的所谓“思想改造”。文革开始后，对丁玲的迫害开始升级，她不仅遭到逮捕，还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1967年，家父在北京秦城战犯管理所改造，管理所与秦城监狱紧邻，前者地势略高，加之住的是楼房，可以清晰看见秦城监狱后面的一排单身牢房。其中最边上的一间，每天早中晚三餐都有军人送来饭菜，其准确度可以用秒来计算，那名军人只拎着一个长饭盒，看样子仅够一个人吃。起初战犯们并不知道关在里面的是哪个重要犯人，到冬天时看到那人时不时晒出来的衣裤有多种颜色，有时还有花的，大家约略猜到那是一个女的，直到有天那人出来晒太阳，证实了大家的猜想。虽然看不清她的面廓，但大家结合当时报纸上登的、广播里说的，便知那是丁玲无疑了。5年后丁玲走出监狱，被送往山西农村改造，直到1979年才回到北京，她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党组织请求恢复中断了20多年的党籍，然而这一申请又是5年，直到1984年8月始得恢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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