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为何要改革的道理 追寻到底

　　改革从何而始?胡德平提醒，就是从把土地经营权、使用权给老百姓开始。胡德平认为，打着“国家需要”“共同利益”口号便指挥一切、剥夺一切的行为，完全是错误的：“你剥夺的还不是地价，而是农民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资料。

　　时至今日，胡德平依旧在为民企的发展揪心。他认为民营企业目前主要面临三个问题：第一是融资困难;第二是成本上升，包括人力成本、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第三是需要更加有序的经济秩序。[网友有话说]

　　改革开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胡德平说，父亲对于这个问题在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答案：富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用胡耀邦原话说就是“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8月19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长子、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原党组书记胡德平，携新书《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到广州参加第八届南国书香节举办的系列读书活动。其间，胡德平接受《南方》杂志记者专访，讲述了胡耀邦同志经济改革思想和他对改革开放的一些见解。

　　今天人们所关心的许多问题，胡德平都能从父亲当年的见解与思考中寻找到答案。他说：“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认为一定要把中国为何要改革的道理追寻到底，如贫富问题、公共资源问题、多种经济成分问题。一直要问到一加一等于二，像自然数公理那样的程度，才能找准我们改革的出发点，这样才能避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后果。”

　　谈改革目的：富民为先

　　改革开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正如书名所言，胡德平说，父亲对于这个问题在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答案：富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用胡耀邦原话就是：“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是1984年他在贵州视察时说的。

　　胡德平回忆，“早在1975年，父亲到中科院演讲的时候就大讲商品粮。他指出，要让更多的商品粮入城，既让城里人买到更多的粮食，也可以为农民增收”。

　　胡德平在书中谈到，父亲给毛主席的一封建言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只有走“亦农亦工、工农结合”的路子，我国经济才能够波浪式地快速发展，尽快消灭贫富悬殊。切不可在贫富之间再刮“共产风”，再吃“大锅饭”。

　　事实上，胡耀邦同志当时已经意识到，推进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是富民的路子。在接受《南方》杂志采访时，胡德平举了一个例子为证：“我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人民日报》登了一篇文章，说的是中国的首富县玛多县。报道说，在青藏高原上黄河源头的玛多县，平均每人有一百多头牲畜，人均收入500元。1981年，我父亲在某次会议上遇到了青海来的干部，就问为什么玛多县能成为全国首富?当地干部告诉他，玛多全县只有6000多人，牲口却有73万头。父亲接着就问这个数字到底是存栏数，还是出栏数?言下之意，商品率如何呢?他认为，如果只是存栏数高，并不代表富裕。人民的富裕一定要和商品经济联系起来，比如商品率如何，人们的交换如何，生产效率如何。如果光是用一种计划经济和自然经济的眼光来看人们是否富裕，他认为不可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提高，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老百姓的人均收入与GDP增长仍有很大落差，胡德平认为，改革仍要继续。

　　谈广东改革开放：完全在一张白纸上进行创新

　　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同志对当时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主政福建的项南等地方改革干将，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

　　胡德平说，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和中央的同志就认为，中央对广东、福建必须要有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尤其是在经济上，对财政和外汇收入应该实行定额包干，5年不变，每年财政上缴12亿元，剩余的部分留给地方。

　　胡德平对《南方》杂志记者说，父亲曾多次来广东，在1980年、1983年、1984年、1986年中，至少有4次来到广东，珠三角、粤西的茂名、粤北的韶关等地都去过。

　　“父亲视察了珠三角若干市县后，对改革开放的前景很有信心。我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父亲去深圳视察，专门写下‘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题字。父亲对深圳蛇口工业区人事制度改革尤其赞赏，特别寄语工业区创办者袁庚：不是把内地制度搬过来，不是跟着内地人事制度去搞改革，而是要完全在一张白纸上进行创新。”

　　谈民企：量体裁衣地给新政策

　　1993年，胡德平任职于全国工商联，先后任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全身心投入民营经济，数次帮助民企走出困境。2006年，还在引发社会巨大反响的“民企原罪论”中替民企发声。

　　胡耀邦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社、队、联户、个体经济，四个轮子一起转”的想法，让胡德平感受很深。他回忆，早在1973年，在一次出差西藏途中，自己遇见两位到西藏教当地人编竹筐的“江西老表”，第一次对个体经济有了直观印象。“他们的劳动在当时都是非法的，这是我在‘文革’中，最先看到的个体户，民营企业的一个雏形。他们说我们干吗在家里搞‘文化大革命’啊?我们有自己的手艺，可以靠手艺来挣钱，给儿女买课本，给老人买衣服。与其在家里不搞生产，还不如远走他乡，凭我们的手艺来吃饭。”

　　时至今日，胡德平依旧在为民企的发展揪心。他认为民营企业目前主要面临三个问题：第一是融资困难;第二是成本上升，包括人力成本、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第三是需要更加有序的经济秩序。

　　他对《南方》杂志记者讲了一个例子：“现在我和一些北大校友谈起，当年我们都觉得下海很光荣，现在反而觉得创业艰难，当时我们觉得能办个工厂、出个产品很骄傲，现在觉得做实业非常累，而且融资怎么这么难。我有个同学做一个新的产品，想尽办法跑南跑北都融不到资，结果把公司注册到国外去，马上就筹到了1亿元的资金。”

　　胡德平认为，政府不能只关注垄断企业、国有企业，警惕不要形成新的利益集团，而应对民营企业加以引导，量体裁衣地给新政策，这需要再解放思想。

　　谈土地：很多人忘了集体所有制

　　1952年1月8日，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胡耀邦在南充市检查工作。步行途中，因南充市建设政府办公大楼和工人俱乐部工程受到影响的拆迁户围了上来反映意见，“当时政府威信很高，但像这种直面的批评，对耀邦同志来说还是第一次”。在听取意见和实地查看后，胡耀邦指示因陋就简结束建设工程，不准继续拆迁民房。两天后，胡耀邦给南充市市长写了一封信，并请市长在南充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读。在信中，胡耀邦写道：“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检讨。”

　　父亲的这件往事，被胡德平收录在此书中。他在文中写道：“‘祖国’和‘政府’的关系，也即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一样，都是主仆关系。历史上，‘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合理要求，固然都是新旧民主革命政纲追寻的目标，但何尝不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人们对其祖国最基本的诉求!”

　　对所有制问题，胡德平认为很重要，也很关键。“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在所有权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很多人已经忘掉了这一点。”

　　改革从何而始?胡德平提醒，就是从把土地经营权、使用权给老百姓开始：“20世纪80年代初，搞农村土地承包时，上上下下包括农民都知道我们是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而所有权是集体的。可现在集体所有制变得很空，空得都没人相信这土地是集体的了。”胡德平认为，打着“国家需要”“共同利益”口号便指挥一切、剥夺一切的行为，完全是错误的：“你剥夺的还不是地价，而是农民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资料。父亲胡耀邦就曾强调说，你不能让老百姓没有生产对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