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久居国外，对国内政治运动只能是一知半解。他根据有限的材料，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虽然发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缺点和错误，但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有些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本文摘自《王明的这一生》，熊廷华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进入人生暮年，王明客居他乡。这期间，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出现分化和改组，局势动荡不安。中国社会偏离正常的轨道，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王明抓住毛泽东的失误大做文章，充满了奇谈怪论。他强撑病体，立下誓言，不斗倒毛泽东，决不回故乡，带着遗憾走向人生的尽头。王明的一生虽然过去，却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
中国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王明身居国外，两眼关注国内。看到国内建设取得成就，热情高歌，豪情万丈；发现挫折和失误，毫不含煳，提出尖锐批评。
王明身居国外，两眼注视着国内。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开始了全面建设的十年，经济建设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王明写了不少诗歌，表情达意。看到成就，他热情赞扬，抒发自己的兴奋之情；发现挫折，他十分不满，甚至提出尖锐批评。
1958 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为题，报导了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血吸虫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在我国流传已久。余江县兰田畈方圆几十公里，过去由于血吸虫危害，在近50年内，有3000多人因患此病死亡，有两千多个村庄完全毁灭，1000多亩田地变成了荒野。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防治血吸虫病十分重视，1956年成立专门机构，领导全国血防。余江县是血吸虫病重灾区，他们创造新疗法，迅速根除了为害多年的恶疾，创造了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
7月1日，是党的生日。这一天，毛泽东读到这条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在苏联的王明看到这条消息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也于7月7日写下了一首七律诗：
人体寄生畜体窝，中间宿主靠钉螺。
百年为患从无已，万众蒙殃莫奈何。
既是江山归共党，岂容水草染沉疴；
政民医护齐斗争，三载余江奏凯歌。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纪念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和一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前来北京祝贺。王明在莫斯科郊区别墅，作了一首七律――《建国十年》：
创建新华也十年，人民干劲直冲天。
誓将弱土变强国，决把穷乡变乐园。
大计指挥凭共党，无私援助首苏联。
“帅旗”四面迷途引，荡产倾家亿众难。
这首诗，一方面歌颂了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美好家园的雄心壮志，赞扬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也批评了国内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1957年底开始发动的，1958年全面展开。党力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毛泽东头脑开始发热起来，他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短期内实现，于是开始有计划地“向共产主义跃进”。
一时间，全国各地你追我赶，放“卫星”，造“奇迹”，胃口越来越大。
1月说15年超过英国；5月就说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到了9月，毛泽东干脆说5年超过英国，7年超过美国。
在王明看来，苏联远比中国发达得多。即使如此，赫鲁晓夫1957年提出的目标是15年赶上美国，基本到达共产主义。尤其是1959年下半年“人民公社”和 “大跃进”的错误明显地暴露出来后，王明在诗句中提出尖锐批评，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他对毛泽东大肆诋毁，多少带有情绪化的私愤。
王明还说，“今天，毛泽东思想以及他本人，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者眼里，已成为灾难和谎言的象征，野蛮和残暴的象征，黑暗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象征。”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极为紧张。王明竭力攻击毛泽东，一方面是配合苏联对外宣传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形象。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曾经犯有错误，认为所谓的错误都是毛泽东强加在他头上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王明也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表面上似乎是一致的，但本质和内涵截然不同。
王明说，毛泽东依靠受蒙骗的军队和受欺骗的红卫兵，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搞反共反人民的政变，确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发动政变的是毛泽东本人及其集团，政变的工具是人民解放军。
一般来说，政变是由少数人秘密策划，依靠少数人的有限力量，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以实现政权或政府更迭。而反革命政变，在中国应该是指一部分人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目的。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领导发动的，又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公开发动起来的，当时作为全党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由此可见，王明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王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到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遭到迫害，而江青呼风唤雨，政治地位直线上升时，他下结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建立“江青王朝”。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确实重用了江青，使她利用自己的威信和错误，干了许多坏事，毛泽东对此是有责任的。当发现江青的“女皇”野心之后，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阻止了她的组阁阴谋，为党和人民粉碎江青集团，埋下了伏笔，只是王明没能看到这一天。
在王明写的这些文章中，“毛美亲近”，“毛美合作”的字样，随处可见。王明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已感到孤立，等待“美国救援之手”，“同帝国主义合作是毛泽东反革命政变的组成部分”，并以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加以说明。
按照王明的逻辑，只要和苏联站在一起，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事实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正确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正是他的一大历史功绩。对于毛泽东的这一英明之举，王明视为大逆不道，再一次证明“左”的思想，深深地根植于他的头脑之中。
就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九月事件”。被宣扬为对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跟得最紧、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英明副统帅”林彪，政变未遂，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大草原上。
国外媒体议论纷纷，认为林彪与毛泽东决裂，与毛美亲近有关。王明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作出了“毛泽东迫害林彪”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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